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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合法性问题 　　摘要：在学习政治学时我们会直面两个基本的问题：政治何以可能?政治何以持久?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政治权力，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政治合法性。可见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理论所要探究的就是：人们的政治生活何以持久?特定的政治系统怎样才能持续存在?对我政治合法性概念的探讨抑或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有所裨益。 　　关键词：合法性；认同；政治制度 　　 　　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回顾与界定 　　 　　自人类有政治生活起，人类对政治合法性的思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前国家时代，人们所关注的是特定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威望来引领他们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摩西率众出埃及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其次是进入国家时代，人们形成了一种自然哲学或神学政治观，政治制度是某种神圣的秩序或天命帝意。西方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中国的“君权神授”说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点。再次是近代社会以来，经过启蒙运动，神权政治观逐渐为权利政治观所取代。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 　　谈政治合法性不能不提马克斯韦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看来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提出了三种合法性来源的理想类型：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一个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规则和权力，比如家长制、世袭制；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克里斯马。克里斯马式人物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而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韦伯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即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这种合法性的基础相比前两种更为牢固。 　　由以上发现政治合法性是个内涵相当丰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界定： 　　第一，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层次。就公民认同而言，合法性相应???也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国体层面，公民对国体的认同产生的是国家代表之象征即主权；其次是政体层面，公民对政体的认同产生的是政府之权威；最后公民对政治角色的认同产生的是政治权利和义务。 　　第二，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方面。随着公民的认同发生变化，那么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状态会有两个端点：一端是极认同，可以设想为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一切持全盘的接受与支持；另一端是极不认同，公民对政治制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是对极不认同端的推崇和支持者。同时人们对政治制度趋向于极端认同状态也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时期的政治合法性状态可以说几近于极认同状态，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是空前灾难。 　　 　　二、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改革开放前政治合法性的特点是认知层面上意识形态的范围及作用特别大，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有意识推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民众集体衷心接受的结果。民众对政治结构的认同表现出的是对政治任务的无条件接受、积极性、主动性与真诚的献身精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知层面意识形态的影响大不如前，民众文化心理层面开始表现出多元化、世俗化、理性化的特点。原先清晰可辨而且基本固化的阶级(工人、农民等)局面已经开始细碎化，社会开始孕育新的阶层，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比较了改革前后的两种境况之后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前改革时代的政治系统拥有巨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而现今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在迅速流失中，于是认为必须重振创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传统手段如宣传灌输等等，但又不能避讳以前的政治手段存在着种种弊端．只好在强调传统手段的同时注意消除其弊病；另一种倾向认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有的政治系统要想继续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转变模式进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但是何种模式更具合理性值得讨论。 　　前改革时代的政治合法性状态处于极认同一端，对政治系统来说维持这样一种状态所耗费的政治成本与政治资源是极其高昂的，它是以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缺乏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为代价的。前改革时代的政治状态的意义在于其过渡性，即从威权统治转向法理型统治，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中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国家权力强化政治合法性。要构建一种合理的政治合法性状态要满足以下几方面：其一，均衡性。这种合法性须不能处于极认同和极不认同这两端上。其二，持久性。它不会导致政治发展与社会演进的脱节。其三，廉价性。其不是以政治资源的高耗费为代价的。所以重构政治合法性的合理状态应当寻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以及公民文化的契合。这里必须指出，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在进行治理时都必须伴以一定的意识形态，这既是统治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