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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摘 要：以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AK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运用计量方法对1980―2009年甘肃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甘肃农村金融相关率、资本边际产出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储蓄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相关率；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063-02 　　 　　 一、文献回顾 　　 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创造性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相关比例（FIR）和其他一系列反映不同金融结构的指标，并对35个国家1860―1936年期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即在同一时期内，如果前者具有正向的进步，那么后者也会具有正的增长[1]。Mckinnon 和Shaw（1973）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金融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完全不同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2]。King和Levine（1993）选用4个金融中介指标和4个经济增长指标，运用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实际资料对金融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不仅这两者正相关，且资本形成与经济效率也呈正相关[3]。 　　 中国的学者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角度，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史永东2003年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结论，在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Granger因果关系为互相的[4]。王丹、张懿（2006），张俊、廖宜静（2011）等针对农村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都显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维度的协同增长趋势[5]。 　　 本文选取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战略增长极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甘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 　　 二、模型与指标选取 　　 1.理论模型构建。为了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储蓄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为外生，以及总投资等于总储蓄的均衡条件问题，马科?帕加洛构建出一个最简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对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机理的解释更加切合实际。构建本文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GDPt=?0+?1At+?2FIRt+?3St+Dt+ut （1） 　　 式（1）中，GDP、A、FIR、S分别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资本边生产率、金融相关率、居民储蓄水平，D为虚拟变量，u为随机误差项。 　　 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5]。（1）农村经济增长率（G）。本文参考国内相关文献研究并结合甘肃省实际数据可获得性，采用农村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作为考察农村经济增长水平指标。（2）农村资本边际产出率（A）。本文选用农村生产总值增量与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衡量农村资本边际产出率水平。（3）农村金融相关率（FIR）。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及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选取农村年末储蓄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相关率水平。（4）农村居民储蓄率（S）。储蓄率是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预期的综合指标。本文用农村年末存款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农村居民储蓄率水平。 　　 三、实证分析[6]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我们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迪凯和福乐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见下页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其一阶差分同时至少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由此可知，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与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时间序列很多时候表现为非平稳性，利用协整理论可以用来分析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可知，所有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Johansen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最多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和“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接受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金融相关率以及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见表3）。 　　 　　 由表3可知，四个解释变量都为D（LnG）的单向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