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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完善 　　摘 要：安全生产事故相当一部分为责任事故，暴露出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及公职人员监管不力。这就更需要在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对滥用权力、违规使用权力的官员进行问责，使其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关键词：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度完善 　　作者简介：宋慧宇（1978―），女，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2.3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85-03 　　 自2003年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兴起至今已近十年的时间，被问责的官员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安全生产领域，已经形成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问责案件，如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因对山西2008年“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和被免职。2008年至2011年底，山西省共查处安全生产事故550起，共追究责任人1850人，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92人[1]；2010年，贵州省因煤矿事故共处理责任人896人，其中，副县级以上公务员8人，副科级以上96人[2]。应当说，安全生产领域的官员问责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回顾2011年安全生产事故总量仍然较大，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3]，而几乎每起重特大生产事故背后，都能发现一些官员对于责任的漠视。“行政问责”制度化可以使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更好地认识“在其位、谋其能、尽其职、担其责”的良好行政文化。完善我国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要从行政问责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实践以及行政问责制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几方面入手。 　　 一、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扩大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主体范围 　　 政府公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从根本上说，政府官员需要对公众负责。但就目前看，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主体还是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启动的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同体问责，即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专门行政机关对行政人员的问责，缺乏异???问责主体及时、有效的介入，如佛山、龙岩、郑州、浠水县、吴忠等地有关安全生产问责相关制度均规定问责最终的提起、决定或批准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而且，问责的调查和承办的组成主体基本都是政府机关、监察机关或组织人事部门，其他行政机关之外的组织和个人没有参与的权利，仅《南阳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规定了问责会议“邀请同级人大、政协、组织、纪检、工会等部门和有关专家列席行政问责会议”，但仅“列席”，并无问责权力。因此，有必要扩大行政问责主体范围，除上级行政机关和党委之外，增加权力机关、民主党派、普通民众等其他主体的问责权力。 　　 （二）增加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客体 　　 目前各地安全生产行政问责的客体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规章规定问责客体为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如郑州、浠水、吴忠、长沙等；另一部分规章规定问责客体仅限于政府各部门行政首长（行政负责人），如佛山、龙岩、衡阳、南阳等。在安全生产中，问责的对象应为各级政府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监督部门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三）完善安全生产行政问责责任体系 　　 在安全生产监管中，出现重大过失或事故，相关具体责任人和主管领导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政治责任、民主责任和道义责任。但在实践中，接受问责的官员应该追究何种责任却模糊不清，因而会出现有些官员将引咎辞职作为挡箭牌，不管责任大小都以辞职了之。要建立真正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有效地运转，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制的种类，问责行为所对应的问责方式，以防止一些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其行政责任，而回避追究法律责任。 　　 （四）完善安全生产行政问责程序 　　 问责的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提起、受理、调查、决定、救济五大环节。 　　 （1）问责的提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检举、控告、申诉；新闻媒体曝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建议；司法机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建议；工作考核结果；上级领导建议。 　　 （2）问责的受理要区别情况对待：对政府任命的干部，要按干部管理权限由政府及其部门受理；对人大机关选任的干部，应由人大机关受理；对党委任命的干部，应由党委或纪委受理。 　　 （3）问责的调查过程：对于政府受理的，可由监察部门负责调查，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