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韦伯式官僚制度与腐败的预防.PDFVIP

第八章 韦伯式官僚制度和腐败的预防 Carl Dahlström Victor Lapuente 正如本书中的几章已经指出的，腐败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这 不仅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真实的，在许多欧洲的民主国家， 例如，意大利和希腊，也同样如此（可参见Holmberg, Rothstein 和Nasiritousi 2009 的概述）。在公共管理这一学术领域以及若干国家的全国性辩论中，人们一直认 为通过促进一个公共管理的传统机构、确保职业的终身制、正式化招聘制以及推 行对公务员的强有力法律保护能够控制腐败。本章仔细探讨了这些看法并且证明 它们纯粹是对腐败预防的错误理解。 普遍存在的腐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幸福在几个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例 如，与腐败相关的因素在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似乎比经济学中的传统因素更 具有决定性（Hall 和Jones 1999; Mauro 1995; Rodrik, Subramanian 和Trebbi 2004 ）。 而且，由于腐败导致了教育程度的下降、健康和幸福的低水平、环境保护的恶化、 社会和政治信任的耗尽和更高程度的暴力，它对社会幸福有着巨大的影响 （Holmberg, Rothstein 和Nasiritousi 2009) ）。因此，探索寻找抑制腐败的制度性 秘诀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目标。 例如，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认为从制度上把公共管理和政治家的干预分离能够 抑制腐败。一直受到关注的一组特征是狭义界定的韦伯式官僚制度的一些组成要 素，例如，公务人员的正式化招聘、职业的终身制和针对公务人员的特定的就业 1 这些官僚制度特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旨在明确分离公务人员和政治家 法。 之间的活动，并且它们因而常常趋于共同行动。 结果是，有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有更为独立的官僚机构。在对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指出了“开放”（例如，美国、英国和荷 兰）和“封闭”（例如，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差异（Auer, 1 关于理想型韦伯式管理制度其他特征的讨论可参见Olsen 2006; Evans 和Rauch 1999; Dahlström, Lapuente 和Teorell 2011. 本章研究的特殊的管理制度特征也属于Ongaro (2008, p. 113) 与 Pollit 和Bouckaert (2004, pp. 99-100)所做的比较研究界定的“新韦伯式政府”(NWS) 中的“韦伯式因素”. 由于NWS 是一个难以操 作化的概念, 学者承认它是一个末尾概念（omega concept ）并且因此是模糊和不完整的（Pollit Bouckaert 2004, pp. 100-102; Ongaro 2008, p. 113）– 我们主要分析我们有测量结果的单个特征. 1 Demmke 和Poltet 1996）。较为“封闭”公务员制度中的政治家对公务人员的管 理只有有限的裁量权，尽管它们通常设立有庞大的政治任命的顾问机构（Peters 和Painter 2010 ）。这些国家的员工政策常常是由公务员的自治管理团体坚决控制 的，同时招聘必须通过正式的考试，并且确保通过考试人员的终身任职（Bekke 和Van der Meer 2000; Heady 1996 ）。在瑞典、英国、荷兰和芬兰这些较为“开放” 的公务员制度中，公务人员并不享有特定的就业法，终身制很少发生，公务人员 和他们在私营部门的同仁更相似。 在继续前行之前，关于国家官僚制度这一分类的慎重措辞是妥当的。正如本 书中达尔斯特伦（Dahlström ）、拉普恩提 （Lapuente ）和特雷尔（Teorell ）所表 明的，认为公共管理具有封闭或者开放的特征主要是对西方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有 意义。在世界其他部分，这些员工政策的不同方面并不像欧洲那样聚集成群。本 章因此将分别讨论有测量结果的单个官僚制度的四个因素 （它们是薪资、招聘、 任期时间和就业法）。 本章主要做出了两方面的贡献。第一，我们表明人们应该区分政治和行政能 够相互分离的两种不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