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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的缺陷及完善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嫌疑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嫌疑人要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前提是他必须知道并真正了解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嫌疑人享有和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各国一般均要求侦查机关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所拥有的诉讼权利。由于讯问前的权利告知直接关涉到嫌疑人能否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所以，讯问前的权利告知和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样重要，以至于在主要法治国家( 地区) ，讯问前是否告知权利已经成为判断供述是否可采的重要标准，即讯问人员如果未恰当履行这一程序性规定，则由此所获供述有被排除的可能。我国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前权利告知方面的规定未有实质进展，相较于法治国家( 地区) 存在一定差距。 　　一、讯问前权利告知的内容 　　法治国家( 地区) 为保障嫌疑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在法律中均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这两项权利对身陷被追诉泥潭的嫌疑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权利。为保障嫌疑人有效地行使这两项权利，法治国家( 地区) 均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前告知其这两项权利。具体的告知内容以美国的羁押性讯问前的“米兰达警告”为代表。该警告的内容为人熟知，即“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作为对你不利的呈堂证供; 你有权咨询律师，在讯问过程中他有权在场; 如果你无资力聘请律师，将免费为你指定”。在英国，由于 1994年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 34、36、37 条对嫌疑人的沉默权作了一定限制，允许审判者对嫌疑人讯问时的沉默作适当的不利推论，所以，《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法守则 C 将讯问前警告的内容规定为: “你有权保持沉默; 如果在讯问中你没有提到的某些情况却在后来的审判中作为辩护的依据，则对你的辩护会有不利; 你所说的一切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但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执法守则 C 及附录 C 中又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对作不利推论进行限制，如在警局，被拘留的嫌疑人在讯问前要求法律咨询; 不允许其会见律师或推迟会见律师; 嫌疑人坚持要求获得法律咨询等。 　　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嫌疑人即使保持沉默，法庭也不得对其沉默作出不利推论。在符合对不利推论作限制的情况下，讯问前对嫌疑人的警告内容为: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同时，执法守则 C 也规定了警方应告知嫌疑人享有随时的律师帮助权。 　　在其他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及律师帮助权的国家( 地区) ，也要求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这些权利，不过在具体告知用语上，美国和英国已形成了“标准用语”，大陆法国家( 地区) 一般没有规定告知的“标准用语”，只要求传达特定的意思即可。［1］ 　　 　　二、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之关系 　　在法治国家( 地区) ，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类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原则加例外模式，即排除为原则，不排除为例外，讯问前未告知权利，所获供述原则上应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不予排除。另一种是裁量排除模式，即讯问前未告知权利，由此获取的供述是否排除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就笔者掌握的材料，大多数法治国家( 地区)采用第一种模式，其中以美国讯问前的米兰达警告为代表。196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指出，羁押性讯问本身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必须通过告知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来消除这种强制性。为了保护《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所体现的崇高价值，不能由执法人员决定嫌疑人何时开口说话，相反，是否开口说话以及何时开口说话是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律师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嫌疑人在作出说话决定时，或许想得到律师的帮助，因此，在羁押性讯问前应告知嫌疑人这些权利。如未告知，由此所获供述等同于在“强迫”环境下获取的，所获供述不可采。 　　2000 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迪克森 ( Dikerson)案，明确了米兰达警告的宪法基础，进一步强化了违反米兰达警告所获供述不可采的立场。自从联邦最高法院创设米兰达权利告知以来，嫌疑人供述是否具有自愿性的判断标准演变为讯问前侦查机关是否进行了米兰达警告以及嫌疑人是否有效放弃了该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侦查机关是否违反米兰达警告并非如想象般简单，首先需要确定何种情况下需要给予米兰达警告。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当对嫌疑人进行羁押性讯问时应给予米兰达警告。那么，何为“羁押”、何为“讯问”即成为判断是否应给予米兰达警告的重要标志。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中指出，如果某人“被交付羁押或者因其他具有实质影响的方式剥夺了他的自由”，则该人即处于羁押状态下。之后，最高法院进一步解释认为，如果”已经实施了正式逮捕或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达到了正式逮捕的程度”，则构成羁押状态。最高法院还强调，判断嫌疑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