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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人,抗震救灾中真情 　　飞机徐徐下降，舷窗外的巴蜀大地愈发清晰。 　　现在是2008年5月29日，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不，应该是四川时间，是“中国时间”……经北大医院党委会讨论决定，由党委书记刘新民亲自带队赴川慰问全体医疗队员。此时此刻，党委会上的决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是化作一种思念、一种信念、一种深沉的牵挂…… 　　六批了，北大医院已经派出六批医疗队员了!他们中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训练有素的护士、吃苦耐劳的司机，更有灾后防疫急需的感染管理专家，有内科的两位主任，还有一名特殊的“战士”――年逾七旬的王海燕教授，我们的“老王大夫”：国际肾脏病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肾脏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古稀之年的她临危受命，亲临灾区一线指导急危重症伤病员的诊治，因为工作的忙碌无暇回复医院每日发来的问候…… 　　 　　抱歉，我过不来了，这里有个病人正在抢救 　　 　　第一批医疗队的队长刘占兵早已在驻地外等候，出发前他剃的寸头依然保持原来的样子。“我来灾区前为了方便先理了发，人家听说我要抗震救灾都让我先剃!”刘占兵摸着自己的后脑勺笑道。 　　“成都相对安全些。两位司机住在12层，曲海望在15层，我在20层……”刘占兵介绍道。“要是再发生比较强的余震，怎么办?”刘新民蹙眉关切地问。“怎么办?”刘占兵想了想说，“接着踏踏实实睡觉呗!” 　　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可能踏踏实实睡觉的。他们是赴川的第一批医疗队，除了四名队员外还有一名特殊“队员”――随行的一辆救护车。5月15日上午，这“五名队员”一起从北京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成都，每天奔波在公路上，负责伤病员的转运工作。“平时多大的余震我们都感觉不到，因为我们总是在路上跑……”刘占兵微笑着说。每天夜里零点左右，在人们酣睡之时，也正是他们接到次日任务的时候。 　　很快，在成都的几名队员陆续赶到，而王海燕教授的电话却一直未能接通。晚上十点多，老王大夫终于回了电话：“我正在去绵阳的路上……”声音里能听出途中的颠簸。时针已指向零点，老??大夫发来一条短信：“抱歉，我过不来了，这里有个病人正在抢救!”此刻，一位老人身着白衣在抢救室忙碌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这是在找到刻字的地方之前我自己写的，写得太难看就写不下去啦…… 　　 　　我们决定，第二天要跟随救护车和队员们一起转运病人。 　　忽然，我们发觉这车里有点怪。“是不是字太多了?”一经提示，我们立刻意识到车的两侧玻璃都贴上了八个红彤彤的大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车头还有‘北大医院’的简称呢!”刘占兵骄傲地说。 　　原来，为了方便统一管理，急救中心在每辆车的两侧门上都贴了“120”的标志，正巧遮住了北大医院的院名，队员们就在休息间隙找了一家刻字小店自己掏钱刻了北大医院的名字贴在车头和两侧的车窗上。 　　“这两个字又是怎么回事?”刘书记指着前排车窗玻璃上用记号笔写成的“北大”问。“哦，这是在找到刻字的地方之前我自己用笔写的，写得太难看就写不下去啦……”说罢，车上的人都笑了。就在这发自内心的笑声中，在玻璃上单调却整齐的墨色间，在身边的一团团火焰般的红色里，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热流，眼眸中闪烁的是，回家般的幸福…… 　　在灾区的日子里，这辆贴满了字的救护车不知疲惫地向前奔跑着，奔跑着……沿途有很多充满温情的标语，抒发了灾区人民的心声，其中给人印像最深的是高高悬挂的两个大字――“谢谢”!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还没有写完……请党组织考验我 　　 　　“这是今天刚发下来的胸牌。”呼吸内科王广发主任指着自己的胸牌说，“这里有一个党徽。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每名党员的胸牌上都会有一个党徽!”说罢，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 　　“在医院里大家都管我叫‘小徐’，在这儿我就变成了‘老徐’!也许是我俩最熟悉机器的缘故吧。是吧‘老郭’?”当被问及在这里的最大变化时，专门负责血液净化的护士徐立平和郭晶不好意思地笑了，面对源源不断的因挤压综合征引发急性肾衰竭的伤员，她们平日在临床工作中得到的训练此时派上了用场。两位护士不善言谈，但在得知赵明辉主任返京后表扬她俩时都很兴奋。“快说说，赵大夫是怎么表扬我们的?”最年轻的郭晶满脸幸福地问，还没等到答案又低下头说，“其实赵大夫也很辛苦，一直陪在我们身边。有一次他问我们是不是又有余震了，我们说没有，是他累得自己在晃……”说着说着，“老郭”哽咽道，“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还没有写完……请党组织考验我!” 　　此情此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余震”、“山体滑坡”等词汇不停冲击人们大脑的日子里，在牵挂战斗在四川灾区一线队员们安危的分分秒秒中，在全体北大医院人默默地、含蓄地奉献着的每一天，我们从他们明亮的眸子里读出了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