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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闻 寻找国际化“北大森林” 　　海闻，北京大学副校长。 　　从最初的京师大学堂与同文馆合并至今，北大创办110余年的历史，“国际化”一直是其不变的办学宗旨。多年来，北大一直没有放弃这种定位，承担西学开路先锋的角色，梦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多方面的精神养份和人才领袖。而自1998年明确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愿景之后，北大的国际化进程骤然加速，同时也无须否认出现了许多变革的复杂险象，令外界扼腕惊心。 　　时势紧迫，不进则退，中国现在虽然早已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时代，但是变革的阻力仍然无处不在。海闻说，“但是我们必须应变，主动去变，若非如此，就无法顺应国际化竞争，无法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 　　在承继北大传统与延伸国际化疆域之间，海闻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新路。身为北大副校长兼北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坦陈自己肩头的重要任务：通过深圳校区的“分公司变革”，推动北大的国际化进程。 　　 　　归国创举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身在海外却时刻关注国内变化的海闻决定回国。那时，他已经在美国留学并从事教学长达10年之久，获得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的终身教职，进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 　　不久之后，和林毅夫在北大小南门外的“面馆谈话”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被戏称为“军机处”的地方，那时的林毅夫和海闻一样，热切期望着能把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接轨。海闻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了四届理事和一届会长。他和国内的关系一直没断，每年暑假要到北大给研究生上课，还一直交着党费。 　　“怎么把北大的经济学搞上去？怎么把中国经济学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回来的一个很大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而不是写多少文章。” 　　进入1994年，当时海闻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部，去了就是副局级。另一个就是回北大，把北大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做起来。 　　最终海闻没有选择从政。同期归国的，还有当年“睡下铺的兄弟”易纲。两人会同林毅夫、张维迎等一起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中心”，这个目前国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机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开创性尝试。中心实行学校和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鼓励专职研究人员根据个人学术专长和兴趣对经济管理理论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行研究，迅速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中青年经济学、管理学者。 　　这是海闻人生的精彩“十年”，作为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从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办公区建筑格局和设计风格，到每个办公室的家具和窗帘，他都亲自到市场上挑选采购，乐此不疲。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知青时代您就一直当老师，是不是这种“教学”情节最终促使您选择回到北大？ 　　海闻（以下简称“海”）：最终决定回北大跟我的理念还是一致的。我希望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尤其是看到中美间经济学的差距，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其次我这个人可能做教育工作比较合适，也可能一直在做学校的老师，总觉得做外事工作不适合。 　　记：当时给自己确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海：我回来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基本的工作就是几个方面。第一，我是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中心的教学安排、研究生项目、本科生的双学位项目，我都要具体管理。设置课程，招收学生，组织活动等我都亲自参与。中心搞好了就是一个样板，它的课程设置，论文要求，甚至包括介绍中心的小册子，都希望能够为别的经济学院系的发展提供一个范例。第二，我们从2001年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年会，旨在让全国高校的经济学师生参与对经济问题的规范研究。为什么选2001年呢？寓意是跟世纪同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至少在经济方面，所以我们从世纪之初，就要把经济学年会开起来，已经开了9届了。现在越开越好，已经很成熟了，每年大概有300多篇论文，600多人参加。 　　记：搭这么大的台子并冠以“中国”的名称，有没有引起非议？ 　　海：当时的确也有不同声音，有人反对，说我们在普及西方经济学，还有人认为“旗子”扯得太大，时机不成熟。我说，不成熟也要上，一定要跳出北大，做一个全国高校和经济学界交流的平台。林毅夫后来也同意了，他说美国经济学年会开始也是很粗糙的，后来越做越好。 　　记：忙于“搭台子”会不会影响您自己“唱戏”，这会不会影响您自身的学术研究？ 　　海：这个“搭台子”的工作的确让我在学术研究上作了许多牺牲，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是搭台的人，不一定非要自己在台上唱戏，请更合适更优秀的人来唱戏比光顾自己唱要好。我的理想是把优秀的学者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体多做一些事情，多影响一些人。 　记：这个“影响人”的目的达到了吗？ 　　海：当然是达到了。除了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