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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视角下误读与DV视听传播现状 　　所谓DV视听传播，是对用DV机拍摄的音像符号进行传递的过程。在认识DV给视听传播乃至社会变革方面带来了何种冲击时，有一种激进视角倾向于把DV奉作先锋、解放者的地位，并相信DV的出现已经并必将撼动业已存在的传统视听模式，譬如电影、电视，并成为一种主流的传播手段。这种乐天的观点认为，DV的出现“使得用影像语言记录一些事情，变得像用笔写字语言一样容易”①，DV已经“打破了主流媒体影像的话语空间”，②并呼吁开辟专门的DV频道等等。本文从我国当代DV传播现状出发，试分析该种观点存在的偏误与疏漏。 　　DV作为与电视、电影等视听摄制工具相比的新应用，具有相对较低的价格和较好的使用性。随着DV准入门槛的降低，视听摄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作为一次性消费的电影胶卷售价是昂贵的，电影的摄制艺术和理论对一般人来说是晦涩艰深的，而专门从事电影拍摄的人只能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具备一定电影理论的艺术工作者。电视的出现虽然让视听摄制不再高高在上，但是电视传媒机构的一套运作机制同样要求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并对视听内容进行诸多规范，更不用说电视的摄制设备仍然昂贵。而DV，却让摄制设备价格大幅下跌到公众能接受的水平。作为DV的使用者，专门化的拍摄理论和技术传授变得并不必须，他们可以把镜头对准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想记录下来的人物或事物，甚至是某个瞬间莫可名状的意识。因此，DV的出现实际上把视听摄制从少数人控制的专利网中撕裂了一个缺口，让视听传播从传统的大投资变为小实验、小制作成为了可能。 　　DV的出现让视听摄制不再专属于少数人，似乎奏响了告别大众媒介依赖的先声。但实质不然，DV作品如果不经过大众传播，不但大大削弱了传播效果(甚至无效果可言)，也对DV的普及不利。纵观目前DV视听记录的最终流通渠道无非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但能进入大众传播的DV作品并不算多。从传播过程分解出的要素来看，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传者对DV作用的认定。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不少人把DV看成是自身生活形态的记录，是私人的甚至隐秘的，对准身边人身边事就拍，根本没有想过把它带给更多人分享。当DV磁带拍满了，他们没有想到导入到电脑这个介质，而是直接播放带子观赏。这里既有习惯的原因，也有电脑剪辑的烦琐和对专业设备的要求，令大多数人望而生畏。此外，把镜头对准自身或他人进行视听记录并公之于众，并不太符合国人的传统习惯，在取景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第二，DV作为媒介所固有的弱点。一部引人注目的视听作品除了应该有好的素材外，对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特技合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要求。但恰恰是DV轻巧、高集成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譬如镜头稳定性不够，灯光的照度比较差，同期声录制噪音也比较多，等等。要进入大众传播并取得一定的收视率，就对声画质量提出一定要求。而反观我们的DV作品制作粗糙的比比皆是，手持摄影机造成的晃动的画面、焦点游移甚至失焦、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也是常见的。这些都影响了DV进入大众传播管道。 　　第三，大众媒体对DV的接纳程度并未如设想的那么高。首先，DV关注的题材问题。DV创作鼓励个性，鼓励突破常规，不追逐主流文化的叙事话语与情感表述。尤其是DV纪录片，关注的话题很多不容于大众媒体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生活无依的老人、流浪乞讨人员、农民工、下岗工人、同性恋者等一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或被斥之为“社会阴暗面”的人事，因此难逃被“枪毙”的命运。其次，提供给DV的平台并不广阔。虽然自从新世纪以来从地方到中央荧屏DV大赛似乎一浪高过一浪，但多数节目只是昙花一现，能长时间坚持的则凤毛麟角，对DV的设限也比较多。如，比较著名的DV展播栏目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已经在2004年停播了，又如由央视名牌栏目《讲述》主办的“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作品征集活动，《讲述》栏目制片人梁红表明，“此次DV大赛将杜绝阴暗、地下的DV作品”。在广东，一些电视台尝试在新闻节目中开设“自拍视窗”一类的小栏目，专门播出观众自己(多为DV)拍摄新闻的，主要强调DV作品的新闻价值，如趣味性、突发性、接近性等。但囿于新闻的真实性与DV的个性化、创作性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在片源上还是在筛!时都面临不少困难，台里也不得不常常委托专人为栏目拍片。再次，DV作品的非专业化、分散的主题、冗长的节奏、粗糙的包装都很难形成固定的收视群，让以栏目化为特征的电视台难以为继，专门的DV栏目时长一般只能控制在10分钟以内，也常常在征集作品过程中强调内容要有趣，主题要集中。 　　此外，政府的职能部门也为DV在大众传播中流通扮演了把关的角色。如在2004年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对DV作品的播放、参展、参赛做出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