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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及其当代意蕴 　　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包括新闻法制在内的政权建设。本文拟对这段时间的新闻法制建设作一梳理，以供共和国新闻法制建设参考启示。 　　 　　革命根据地不同时期的新闻法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出版物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党的路线。此后，党的有关文件除继续强调该原则外，还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视为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进入土地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根据地政权将其不断上升为新闻法制。 　　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法制。自“八七”会议至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出10多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出台了旨在加强新闻工作的新闻法制。该时期的新闻法制主要体现在宪法性文件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专门的新闻法制并没有出现。 　　新闻自由在苏维埃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体现。在中央，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0条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就是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地方，地方苏维埃政权也规定了新闻自由，比如《江苏省苏维埃临时政纲》第8条规定：“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住居、罢工之绝对自由。” 　　新闻法制还体现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规定反革命行为是：“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该条例列举了27项反革命行为，其中第10条、第12条、第13条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规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除在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新闻法制内容外，都在出台??有关施政纲领或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内容。 　　施政纲领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第8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第6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1年9月）第3条（丁）、《对于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1942年10月）第4条、《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3年1月）第6条、《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4年2月）第3条（丙）等。 　　在专门人权条例中规定新闻自由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第4条第三款、《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2月）第2条、《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2年11月）第8条、《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等。有的人权条例还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新闻自由权，如《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1941年11月）第三章。有的虽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条款，但却有保障权利实现的内容，如《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3年2月）第2条即是例证。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法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各解放区继续在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新闻法制内容。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1945年9月）第2条、《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1945年12月）第1条、《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1946年8月）第7条、《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第6条、《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1948年8月）“政治方面”第4条，等等。 　　此外，解放区政权还颁布了管理新闻事业的专门法规，如《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1949年2月）和《华北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办法》（1949年6月）。它们的颁布，标志着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新闻法制的进步。 　　 　　革命根据地时期新闻法制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既有的任何政权类型。它创制的新闻法制也不同于以往政权出台的新闻法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新闻自由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性。自晚清创制新闻法制以来，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其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规定了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主体为人民，而且还在其出版法、报纸条例中频繁出现“人民”一词。但综观前述政府的新闻法制，均未对“人民”作出具体解释，没有明确说明“人民”具体指社会上的哪些人，使“人民”成为一个不确定的词语。正因为新闻自由权利主体“人民”的不确定，使得只有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对新闻事业实行专制和独裁。 　　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