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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改革关键问题 　　十年成就源于改革红利、开放红利 　　和重化工业化红利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0万亿人民币跃升到近5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5400美元，步入上中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贫困人口大为减少、社保体系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基于年均10%以上的强劲增长。在笔者看来，过去十年的强劲增长，主要来源于三个红利，即改革红利、开放红利、重化工业化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WTO，其带来的开放红利之大，恐怕是我们自己当初都意料不到的。中国不但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与全球产业链的交互程度也显著加深。本世纪初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消费升级加速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推动了中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不断高涨，将许多年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带到15%—20%的高水平，使重化工业在全部工业当中的比重从50%多攀升到70%，成了经济强劲增长的最大来源。 　　未来十年的挑战和机遇 　　未来十年，中国的机遇在哪里？我们准备好了吗？ 　　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来看，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但是，发展空间和增长速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生产率可以快速上升的支柱部门的出现，而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则需要更多的条件，譬如需求端的国际贸易或者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条件。中国的重化工业化和全部工业化都没有完成，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但是，过去的支柱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么已经逐渐消退（如钢铁产业），要么已经显得不甚稳定（如汽车产业）；而新的支柱部门无论是从全球产业变迁规律还是从全球技术革命趋势来看，还没有明确地显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过去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失衡已经变得非常巨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令人头痛的反制力量。贸易环境的恶化自不必说，国内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的“滴落效应”似乎受到某种持续的阻碍，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这不但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对社会和谐是一个潜在威胁。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资本形成率的高企，使我们在要素投入方面的空间也缩小了。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过去逐年??累的失衡和矛盾如何才能得到控制、缓解，并最终得到消除，使之不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增长的持续，并能够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前进。 　　中国仍然有机会。对经济领域失衡的逐步纠正就可以创造足以维持7%以上的增长空间，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在生产方面，上世纪末那一轮政府部门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和私营经济活力的释放，在过去几年也明显受到了阻碍。消除阻碍，无疑就会带来机会。在重化工业化那样自然到来的机遇逐步消失之后，我们对于这样“睫在眼前长不见”的发展机会，不能视而不见。 　　重新校调政府与企业、与市场、 　　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 　　新一轮改革需要在众多领域推进，但是，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 　　在过去60多年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30多年里也没有放弃这种主导地位。目前，对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需要加以认真评估。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来自计划经济和列宁模式的遗产呢？还是来自几千年封建文化？我认为，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政府主导可能也与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阶段基本上相适应。不但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是这样，德国在追赶时期也是这样。 　　而当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政府主导将成为负能量，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更加糟糕的是，政府主导时期所形成的广泛的政商联接的结构和积累的大量的经济社会扭曲，会使政府转型变得异常艰难，也使转型过程充满巨大风险。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暗示，中国即将到了过去那种政府主导模式将成为后续发展的桎梏的阶段。未来十年，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校调；在社会活动中，政府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校调。重新校调关系，就是要在中国形成“一臂之距”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平权化的公民社会，而这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 　　建立现代政府制度是 　　未来十年改革的关键环节 　　重新校调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我们建立一种现代政府制度。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公权扩张太快、公权缺乏约束是中国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因此，公权经由民授在未来显得十分关键。所谓“经由”，是指要经过一些能得到民众认可和保证民众参与、有时间阶段约束且能重复进行的程序，而不仅仅是重复革命叙事和意识形态叙述。这种“经由”在当下并不必然是西方标准式的普选。重要的是，一个公权经由民授、对合法性保持信心的政府，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有限政府，也能够成为一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