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七律诗风转变及其诗学意义.docVIP

杨亿七律诗风转变及其诗学意义 　　杨亿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在受家学渊源及当时诗坛影响的同时，对李商隐的偶然发现，促成了其诗风的转变。其七律诗风从《武夷新集》到《西昆酬唱集》变化非常明显。《武夷新集》中的七律题材比较集中，基本以寄赠交游为主，是当时白体七律的主要题材，创作技巧以写实叙述手法为主，语言上融合了晚唐体的精心雕琢。总体诗风体现出白体与晚唐体相结合的面貌，后期开始使用典故，逐渐出现西昆体迹象。《西昆酬唱集》中其七律较之《武夷新集》的变化体现在题材、风格、创作技巧等各个方面。这些变化与杨亿对李商隐的体认与模仿分不开，其对宋诗学的影响亦不可估量，从很多方面兆示了宋诗的特征。从杨亿七律诗风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变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 　　【关键词】杨亿；???律；诗风转变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88—05 　　杨亿（974—1020）的诗学传承非常复杂，其祖父杨徽之是典型的晚唐体诗人，他登上诗坛时期正是宋初白体诗风盛行期，因此，他的诗风必然受到这两种诗风的影响，这从其早期的《武夷新集》中可以看出。在《武夷新集》创作期间，他偶然发现李商隐的诗，并沉迷其中，最终促成“西昆酬唱”，催生了宋初诗坛最有名的一本酬唱诗集，也促成了宋代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流派，却也因此被后世频频指责。其实，从杨亿诗风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诗风在学唐变唐过程中的艰难探索，杨亿应是促成北宋诗风新变的第一人，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考量。众诗体中，七律最能代表其诗风，今以其七律创作为例，探讨其诗风转变及诗学意义。 　　一、杨亿对李商隐的接受 　　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所载：杨亿对李商隐诗的接受纯属偶然，他学习李商隐有一个从注重形式到逐渐体认内容的过程。如： 　　公尝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 　　据生平推算，太宗至道元年（995），杨亿应是21岁，恰是风华正茂的灿烂年华。而义山诗又大多是对“青春激情的表白”，在他的诗中，“大致不出现老年的哀愁”，再加上那幽微迷离的情感表达、曲折绵密的思绪、奇特多彩的意象、丰赡富丽的典故、华美绚烂的辞藻，这样的诗歌对一个同样多情而又年轻的诗人来说，无疑具有非凡的魅力。 　　如果只是仅有年少的感受，当然难以让人一生追寻，随着时光流逝而能执著如初，应当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他对李商隐诗的喜好，正如自己曾说过的，最初虽“意甚爱之”，但“未得其深趣”，这就说明他一开始对义山诗的喜好是先从形式着眼的。等到“西昆酬唱”时，已经从年少的喜好转向了对李诗底层意蕴的把握。到真宗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年间，他已认识到李诗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在《西昆酬唱集》中，他首唱的取材李商隐诗题材的次数最多，模拟李诗也最像。 　　杨亿非常喜好华美的词彩，在《西昆酬唱集·序》中，就曾直接表明“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对别人以文采造就的绚烂也往往称赏有加，或称“文采巨丽，俊发如此”，或言“奇彩彪炳，清词藻缛”，评李诗也认为是“富于才调，兼及雅丽”。但这种对语言美的追求却成为义山诗和昆体诗被后来评论者所批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历览遗编”的基本训练，使他在研读义山诗的过程中，大量运用典故，必然会有一种得于我心的快感。因此，他曾评价李商隐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换骨。”李诗中大量用典的创作技巧也为这位博学多识，才华满腹的诗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学的机会。但是，这种“包蕴密致”，于诗中见学问的作法却与对语言美的追求一样，都成为后人对西昆体喋喋不休加以指责的口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受到怎样的指责，他开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先河，这一特色，使得宋诗在学唐变唐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一个最鲜明的标志。 　　作为政坛人物，杨亿尽管少年得志，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颇受皇帝赏识的臣子，他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权，但也很可能招致非议。秉性耿直，不附权贵，使其政界生涯充满坎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真宗委婉地表示对杨亿的不满，以致杨亿仓皇出走，不敢还朝。由此也可看出诗人心中怀着怎样的恐惧。但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和诗人，他对自己看到的不良现象又难以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因此，在诗作中其表达情绪就不得不采取一种婉而多讽，沉潜而幽微的手法。 　　“西昆酬唱”始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此年，杨亿入馆阁参编《册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