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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核心和劝君王行仁政的孟子仁政思想 　　孟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距现在已近 2400 年，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和战乱频仍，百姓的温饱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孟子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对百姓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本文从以民生为核心的仁政思想和以类比推理规劝君王行仁政两方面探讨孟子的仁政思想。 　　一、以民生为核心的仁政思想 　　《孟子》一书中反复提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1]5孟子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出发，想民之所想，以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切实解决为主要指标来构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提出在确保“黎民不饥不寒”的前提下，要力求满足“老者衣帛食肉”的生活之需。虽只有寥寥数语，却饱含孟子对百姓生存状态的体恤和关切。以孟子当时的年龄，他不可能有“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的切身体验，而是孟子深刻了解民情所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只有通过深入了解民情，孟子才能意识到：要切实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在当时靠天吃饭的生产条件下，必须保证八口之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并“使民以时”,即保证百姓有足够的土地来种农作物和有足够的时间及时耕种。为确保做到这一点，他提倡“助法”而批判“贡法”: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1]118-119九百亩地中，八家百姓各私百亩，百亩私田所种庄稼收成均归百姓自家所有，中间一百亩是公田，公田里的作物用来供统治者生活之需，这就是“野九一而助”的“助法”.“助”以井田制为基础，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赋制度；这与根据土地所出，按若干年收获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定额献纳制度的“贡法”相比，更有利于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因此，他批判“贡法”:“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滕文公上》）[1]118“贡法”核定九年中收成的平均数作为税收的定数，不管丰年、歉年都得按这个定数征税。荒年饥岁，田里的收成连购买来年的肥料种子费用都不够，却一定要征足这个数，致使百姓“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货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1]118.因此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一文中，明确提出对耕者施行“助而不税”的制度，也就是主张对农民收取劳役地租，取消其他各种形式的课税，显然比“贡法制”下的实物地租对百姓生活更有利。因为五口之家所拥有的百亩土地在平常年景是不会挨饿的，但在靠天吃饭的背景下，却无力免除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又加上争霸战争不仅使大批丁壮劳动力丧失，而且老百姓的耕种时间失去保障，因而出现“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1]17的情况，最后还是无法免于冻饿而死。很明显，这种“野九一而助”的劳役地租制让“劳心”者部分承担了自然灾害和争霸战争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年成不好，战争的破坏，公田里的粮食减产，统治者租税也相应地减少，这样是有利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井田制”下，通过“正经界”,除了“分田制禄可坐而定”,防止暴君污吏作恶外，还可以“制民之产”,确保百姓不管丰年、灾年都能拥有“百亩之田”的收成。这“百亩之田”,足以使百姓“俯足以畜妻子，仰足以事父母，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1]17.再者，八户同耕“百亩公田”,有助于百姓在协同劳作的过程中形成“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亲睦关系，如此有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助法”,孟子建议滕文公采纳。和对耕者的关注一样，孟子出于士、工、商不同行业民众的关注，孟子建议国君采取尊贤使能、法而不廛、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的措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於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於天下。 　　无敌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1]77任贤能，明政刑，免赋税的仁政措施，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并以历史上周文王治岐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来劝导齐宣王：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其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