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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提高我国公民素质的基本 近年来，我国接连举办多个大型的国际性活动，形象和素质的话题日渐热议。关于公民素质的提高，这是政 府在举办活动时期最迫切的工作目标之一，至少不能在对外展示的舞台上表现出陋习来。为了达到提高整体形象和公民素质的目的，各级政 府费尽心思，奖惩并举。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关于我国公民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法治。 一个初到香港大学读研的同学，分享了一件让其心灵震撼的小事。他与同学去电影院购票，表示要买学生票，售票员不需查看他们的学生证明，并且收钱后也不刻意检验钱币的真伪，十分“和谐”地完成了整个服务过程。这位同学深有感触：这是法治社会的优越啊。细想一下，这是在法治社会养成的潜意识畏惧法律的行为习惯，是长年的法治意识所沉淀下来的结晶。售票员为什么信任你，因为她清楚知道，也认为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你也知道，使用假的身份证明或者货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并且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也有一个公正制度来保障得到实现，所以她信任你。至此，也许会有一些“聪明”的人会想，这样的漏洞百出的交易行为必然带来许多的机会，然后就可以造假，首先是身份证明造假、再来就可以钱币造假，这其中是多么庞大的“商机”。这样的一种“聪明”的想法与国内当今被揭露造假成风的状态是契合的，也是我为什么提出以法治提高公民素质的原因。一个侵害权利、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如果不被有效制约并能带来利益时，在趋利性的驱使下，这种行为注定是要被实行并且模仿的。正如人们为何热衷于造假，甚至不分身份的肆无忌惮地造假，根本原因在造假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而成本却是畸低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别人，便产生不刻意检验钱币的真伪的行为是“愚蠢”的想法。而在香港，使用假身份证明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明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日前一香港女子借用其妹妹的身份证去监狱探望丈夫，最终被判入狱三个月。这样的违法成本在国内恐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如果从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来考虑，使用假冒身份证明的社会危害性与这样的刑罚??不明显失衡，当然，社会危害性是要就当地而论的。这样的违法成本，便使香港人普遍形成谨慎保管和使用身份证明的习惯，进而发展了更符合人的心理需求的隐私保护制度。反观国内的证明使用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能经常看到，使用假身份证或者借用甚至盗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社会活动，比如参加社会保险、住院、上大学、就业甚至结婚等等。在这些“聪明”的伎俩被无情的拆穿后，引起负面的社会影响以及纠偏成本往往也是沉重和巨大的。 一个国家的法制，必然有其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这里我并没有要比较孰优孰劣的意思。借用身份证判徒刑、随地吐痰罚1500，这些在我们看来也许是“不人性化的”。只是我们是否应该借此来思考，法律是否给到我们全部人震慑作用，又能否做到一视同仁。再想想，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能否包括人的素质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不再只是冰冷的GDP，或者闹闹哄哄的庆典场面, 近日媒体曝光了金浩公司故意隐瞒起生产的茶油含有超标致癌物质达半年之久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其实在国内，食品安全新闻已经不是什么新闻，随便一数：猪肉、奶粉、大米、食盐、牛肉、食用油甚至鱼翅，数不胜数，倒是要举例什么食品是绝对安全的困难得多。我们深恶痛绝，因为这样的食品安全情况让国人再说“民以食为天”的时候感到了不安。然而，我们却没能看到不法的生产者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或者说受到让其无法死灰复燃的惩罚。我们再看一个小插曲，南都记者要就金浩事件采访湖南省质监局时，被要求填写采访申请，等候层层审批，并被以领导到外地开会的理由推搪。在此，我们就不作过多的遐想。就想有关部门在这样的公众安全事件上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我没有说它跟金浩是站在一起的，或者有站在一起的嫌疑。再有大朗一洗浴中心要求女工脱裤验例假，有人评论说这一脱脱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目前还没有看到说要谁为此负责，或者如何的负责。反正状况就是，你的权利是被我侵犯了，但我还不至于对此负责。 这让我觉得陷入了一个困境。这种困境就像你在一个学校读书，学校里有一帮学生经常打架作威且不受到遏制，被打的原因并非是犯了错，而是可能因为说话声音太大，或者成绩突出，甚至长得好看被看不惯。这样的环境绝对不是一个人积累知识、培养素质的好条件。那么试想一下，在一个允许相当部分人以非正当的理由不遵守共同规则的社会，能够有很好的培养和提高公民素质的土壤么？我想能培养起的最大感受是恐慌。 这种恐慌来源于不安感。最典型的例子是治安队员或者保安打人。身为社会或者区域安全的保卫者却对无辜的市民施以暴力或者对违法嫌疑人滥用私刑，打人者所在单位在事发后果断地开除了打人者，正气凛然的划清界限。然而我却在困惑，为什么单位不采取其对待弱者最擅长的手段将其“控制”，并报警扭送公安机关，而是让其逃之夭夭。其实，最让人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