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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准与工业化*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生活水准问题”是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Engels）、迪斯雷利（Disraeli）、查德威克（Chadwick）和麦考莱（Macaulay）等著名学者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予以了关注；到了20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如阿什顿（Ashton）、克拉潘（Clapham）、哈特维尔（Hartwell）、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汤普逊（Thompson）等也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期间，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著名经济史学家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因此把这一问题称为“英国经济史上唯一持续时间最久的讨论”。本文拟通过估算历史上英国人口的身高情况，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说明生活水准的变化。 生活水准评估 说到底，问题的核心非常明确，即发生在不列颠的那场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一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相关的难题：通常所说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工业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定义“工人阶级”？如何评估“生活水准”的变化？ 关键是如何评估“生活水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对生活水准的变化做出说明，当然也就无法对之做出分析。就20世纪许多时期而言，生活水准一直被定义为工人平均货币收入除以他们购买的“一揽子商品”（basket of goods）的价格。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我们分别把它们称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计算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计算方法。 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是收集支付给多组工人的大量工资样本，并将这些工资样本加以平均，得出人均货币工资。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首先是估算支付一年中由经济创造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即国民收入，接着以国民收入再除以人口数，进而得出人均国民收入。这两种年人均收入系列的估算，通常以指数来表示。然后再将这两种系列与物价加以比较。自下而上的计算方法，是利用代表工人阶级中典型消费者购买力的一揽子商品的价格；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是尽量多的利用所有创造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再以工资除以物价，得出的就是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的指数。 但在两种计算方法的使用上，人们也一直有很多争议。因为过于强调技术上的细节反而容易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生活水准这个问题上，估算实际收入和实际工资到底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当然，精确的计算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比如，如果我们掌握了今天我们的邻居的收入和消费习惯，就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他或她的职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情况；同样，如果我们掌握了过去某个男人或女人的实际工资收入，也可以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做出解释。在当今，我们对许多不同国家情况的了解也是建立在通过比较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基础之上的。 我们忽略了什么？ 然而，无论是实际工资，还是实际收入，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过去人们生活方式的所有情况。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曾说过：“人们不能只靠面包为生”。在某个时期，生活的含义远比一个人按通货膨胀调节的工资要多得多。 这里显然忽略了人的寿命。据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人们的预期寿命从1780年的35岁左右提高到1840年的40岁左右，而且寿命的提高大多发生在1820年以前。换句话说，在此期间每个人的寿命平均增加了5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以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寿命的长短一直有很大的差异。再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人们是生活在1840年，那么他们享受的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的时间，总体上要比生活在1780年时延长14%。这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来，等于生活水准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按照对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增长的正常估算，完全可以不理会这种看法；因为这些估算方法比较的只是人们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收入或工资，而不是他们一生的所得。 我们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些例子如能获得新进口的食品，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生活水准提高的一个标志；但也有许多例子却通常被认为是使生活水准降低了，如在人口拥挤的城市由于饮水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19世纪城市的大气污染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大气污染的程度可以证明工厂数量的增加，而工厂数量的增加随之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就业机会和更广泛的工资发放范围，随着就业机会和工资发放范围的扩大，家庭可以用煤炭取火；但另一方面，大气污染又使许多城市居民因患呼吸道疾病而死亡。所以，我们有可能从很多方面，而不只是单纯地按估算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来对生活水准加以分类。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与实际收入或实际工资的变化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