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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打包处置中的律师实务 一、何谓不良资产打包交易 　　国务院为减少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提高其经营能力，于1999年先后特批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不良贷款债权作为不良资产划给资产管理公司，由其进行处置回收。由于四公司总共不过几千员工，而首批剥离的资产就高达1.39万亿元，涉及207万户。各公司普遍存在人手少、资产多的局面，而不良资产作为雪糕式贬值型资产，加快处置速度和效率，一直是资产管理公司和主管部门关注的问题，因此，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从一开始就在资产公司和上级高层尽快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重重压力下不断翻陈出新，引入外来资金将不良资产打包招标或拍卖转让，逐渐成为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回收资产的重要手段。 　　最早引起关注的是2001年11月，华融公司通过招标签订协议，将总额为108亿的不良资产出售给以摩根士坦利为首的财团；其后信达公司又分别与高盛、德意志银行、独秀新（LONESTAR）三家投行签署了5000万至1亿美元的出售不良资产的协议；2002年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宣布于10月份公开拍卖涉及债权总额达198亿元的1345个债权项目，更是将打包交易推入第一个高潮。 　 　　二、资产包交易中的法律服务概况 　　资产包交易形成规范的交易模式源于信达与高盛等外资机构的交易，国内外公司均斥巨资对资产包涉及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以评估作价，又聘用律师、会计师等法律和财务顾问，进行谈判、协议、安排交易。这一行之有效的交易模式在较大规模资产包交易中得以延续，交易各方委托律师对涉及的不良资产进行调查分析，以作为其评估出价的参考；另一方面，各方还聘请律师协助谈判、协议、完成交易安排，避免法律风险，这两个部分构成了律师在资产包交易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业务内容。 　　国际投行在资产包交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早期，因此资产包交易通常带有涉外因素。交易本身涉及合同法、招标法、拍卖法、银行法及国家有关外商投资、境内外并购产业政策、外债及外汇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若干法律部门，具有相当高的难度和风险及一般经济或民事案件无法比拟的复杂性；对不良资产的尽职调查，又因项目众多，动辄涉及十几个地区、数百个企业、跨多个行业，需要由通悉公司、合同、担保、房地产、规划、税务、劳动保障、企业改制、国有资产管理等法律法规及所在地地方法规的律师主持，还要有与各机关打交道的资质、经验和知识；再加上交易各方常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来自不同工作语言、司法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也会给律师带来极大挑战。 　　因此，一家律所要想完善地处理一宗资产包交易，必须在上述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实力。由于国内律所缺少与国际投资者合作的经验、资历或综合实力不足，国外律师缺乏在国内执业的资质和对国内法律的深刻了解，这项工作常常被国内外律师分而完成。最初的交易中，一般由国内律师进行尽职调查，由另一间律所（国外机构)的律师担任交易律师。当然这之中也不乏特例，笔者所在的律所是一家综合实力极强的国内律师所，近期笔者所在团队先后完整完成了数个大型资产包交易，笔者在此就谈谈对其中一些问题的体会。 　　三、资产包交易操作之尽职调查 　　首先应关注的是尽职调查的要求，尽职调查是交易中律师最早接触的业务，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尽职调查究竟调查什么，恐怕各人感触并不相同。买方和卖方都会委托进行调查，但各方每次对调查的要求和进行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尽职调查的终极目的是定价，卖方组包时心中有数，调查开展的比较早，在线索和渠道方面也有优势，要求调查的内容比较繁多，包括项目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状况，员工和劳动保险状况，经营纳税信息，主营设备和车辆状况，重大涉诉案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等，还会要求调查企业的出资人单位、对外投资企业或改制企业等延伸信息；而买方是在卖方已经披露拟组包清单后才开始调查，通常已经公布出招标的时间表，出于进度的要求，则更重视效率，在内容上要求的要少，甚至还会舍弃一些规模小的项目。 　　笔者前期参与的一宗资产包交易案件，卖方在2005年12月就委托展开了第一轮次的尽职调查，2006年2月前后形成初步报告，4月份卖方再次委托对组包的十个地区近三百户企业进行补充调查，而且还专门提出利用我所的区域合作所进行深度调查。我们组织数个区域合作所，分工协作：由我所向参办律师或合作所指示进一步需落实的内容；再由区域合作所根据各地情况详细核查；最后交至我所汇总形成报告。通过集团化运作，在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调查准确程度情况下，最终在2006年5月才完成第二稿，之后还不断进行小的补充调整。而对于买方，在这个项目中，5月买方刚刚开始和卖方洽谈，8月上旬进行投标，所有阅卷、调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