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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批评_与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doc
当代文化批评与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
提要:本文系统地考察了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源流和社会功能,认为西方文化批评与近代资本主义同源共生,并顺应现代和后现代状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和探索主题。其主要目标是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以使各种社会能量的流动得以通畅,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得以缓解或消除。本文还联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对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文化批评话语空间对话性 作者张德明,男,1954年生,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杭州310028) 近年来,介绍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书籍和文章渐渐多了起来,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也正渐渐展开。对于不久前才摆脱极“左”政治的影响,建立起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将文学批评重新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挂上钩,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许多评论家对此忧心忡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际上已悄然提到中国批评家的议事日程中:批评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否是必然之路?在全球化语境下是否有必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和研究流派?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文化批评的历史,以便对此获得一种共识。 一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思想传统”(1),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考察其渊源,广义的文化批评当与近代资本主义同源共生,并顺应现代和后现代状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和探索主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开拓和建立公共话语空间始终是它为自己预设的使命。 在古代社会,没有也不需要文化批评,因为从总体上看,社会是和谐的、健全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还没有分离。借助各种各样的公共性活动,如节庆、仪式等,每个个体融入其中,各种社会能量畅通无阻,达成相互交流和沟通。古希腊的悲剧演出,就是一种社会能量交流的形式。借助歌队这个中介,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融为一体。歌队的作用既是代表观众向演员发问,有时又代表演员回答观众的提问。借助这种一体两用方式,悲剧的意义得以彰显,集体的信念和经验得以沟通和共享,各种社会能量之间的紧张(tension)得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歌队实际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文化批评。或者不如说,它是当代批评家心目中的“理想的读者”,类似斯坦利#8226;费什所说的,一个兼备了语义能力、语言能力、文学能力和普遍文化知识的“阐释团体”。但在我看来,它比后者更富有活力,因为这个集合的批评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和观众、演员进行交流的,在此交流过程中,话语和行为、公共的和私人的空间完全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中世纪封建宗教神权统治下的西欧社会,严格划分为三大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僧侣等级有自己的严格的宗教信条和戒律,贵族有自己的宫廷礼仪、飨宴和社交活动,而民间世俗社会中则存在着丰富多采的笑文化和节庆、狂欢,正如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所论。在重大的节庆日子,如五朔节、主显节期间,前两大等级的人也加入进来,与民同乐。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场合,所有的社会等级暂时消弥,各种话语空间暂时融合,进入一种狂欢的状态。于是社会的鸿沟暂时得以弥合,来自不同源泉的社会能量暂时得以自由流通并得到宣泄。 但总的说来,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2),其典型特征是,在这个空间中,公与私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朕即国家”,公即是私,独断型的话语占据了一切话语空间。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凭借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活动,在封建的、公私不分的独断型话语中,建立起一个私人化的话语空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毫不夸张地说,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在话语领域的争夺,与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领域的较量,其规模和方式是同样广泛、同样激烈的。前者企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的、非独断论的话语空间,而后者则力图维持其单一的、非对话的、独断论的话语权力。双方围绕话语权的斗争在启蒙主义时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新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沙龙、咖啡馆和报刊杂志对封建的独断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抨击,终于争得了话语权,建立起了“市民公共领域”,一个由众多分离的私人话语组成的公共话语空间。按照福柯的分析,“性”的话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私人化话语,它与贵族阶级的“血”的话语相对而立。“血”是一种独断论的、只限于社会中少数几个家族的话语,“性”则是一种丰富多彩的,可以被持续不断地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出来的话语,充分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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