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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 devil与hell拥有许多变体形式。 为了避免说“What the devil...”,人们使用“What the dickens...”,“What the deuce”。 “What in hades”可代替“What in hell”; “tarnation”、“dash”、“ding”可代替“damn”。 据弗雷泽的分析,原始初民认为动物具有和人一样的灵魂和心智,他们能理解人类语言,当听到叫唤他们的名字时会跑过来进攻。于是,人们送给危险动物婉曲吉利的名字以免激怒他们。英语中bear (熊)就是来自一个委婉语,意为“一个棕色的东西”。 综上所述,受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影响,英语中的名讳多数充溢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包括人们膜拜的神明和畏惧的事物的名称。 与英语名讳相比,汉语名讳种类繁多而复杂,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无不联系。 中国很早就实行了宗法制度,它在封建社会日益得到加强,形成了非常顽固的封建宗法制度。它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央集权和君权至上。宗法制以血缘为纽带,宗统与君统相互依存、支持,家、国一体,君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一向被认为是最高范畴,“天”被想象为人格神和世界主宰,天人之间又是相通的。君权天授,皇帝为皇天之子,主宰统治着人类社会。 与西方社会不同,在中国,神权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皇权高于神权。中国人更立足于现实,对超然出世的神学说教不甚关心,神教学说只有在皇权之下求得一席之地,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所以,与英语丰富多样的神明名讳相比,汉语中有着复杂的圣讳。 皇帝的名字不准臣民们直接呼唤和直接书写,也不准用与他们名字音形相同的字。犯忌者便是不忠、犯上,会招致灾难乃至杀身之祸。 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名讳历史,名讳在封建社会尤为盛行。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封建社会的开国皇帝秦始皇的名讳到清朝的文字狱,名讳愈演愈烈。 秦始皇名政,政、正同音,为避“政”字,“正月”改为“端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就有“端月”之说。 汉高祖名邦,旧史中凡言“邦”均改为“国”。 汉武帝名“彻”,“彻”便改为“通”。汉初名士蒯彻被改为“蒯通”。 汉惠帝名盈,“盈”被改为“满”。 汉宣帝名询,与询字音相近的字如“洵”、“荀”等字都得避讳,古代哲学家荀况的姓竟被改成“孙”,“荀卿”成了“孙卿”。 汉景帝名“启”,“启”被“开”代替。《史记》中“微子启”被改为“微子开”,《汉书》中“启母石”被改为“开母石”。 后汉光武帝名秀,“秀才”都变成了“茂才”。 唐太宗名世民,唐史中“世”、“民”分别被改为“代”和“人”,如“一世皇帝”作“一代皇帝”,“民部尚书”改为“户部尚书”或“人部尚书”,“丞民”改为“丞人”,“民风”改为“人风”。 周礼规定若名字为两字,避其中之一即可。“二名不偏讳”。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李世民的名讳便是一例,“世”、“民”都得避讳。 宋太祖名匡胤,“匡”“胤”分别被“正”“裔”代替。 清圣祖玄烨以“元”代“玄”,中药“玄参”改为“元参”,“玄武门”成了“神武门”。 清朝的文字狱令人怵目惊心。清朝皇帝对明代的“明”十分敏感,一位官吏徐骏所作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后以思念明代、诋毁清朝之罪被斩首。这些现在看来也许滑稽可笑,可在当时,名讳确是非常严格。 圣人的名字也属于避讳之列。例如,被尊崇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名丘,古书中的丘均改为缺笔字“丘”字,姓名、地名中的丘字均改为“邱”字 汉语的名讳远不止于此。古时官吏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也强制推行一些名讳。宋代有个知州姓田名登,为了避“登”字,严禁百姓说“点灯”,只能说“放火”。百姓讥讽他“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谚流传至今。 中国向来有尊祖敬宗的传统,对宗亲长辈的名字必须避讳,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晚辈的名字不允许和长辈的名字同字或同音。一般避讳七代以内的宗亲长辈的名字, 7世以上则认为亲尽,可以不避。 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名谈,他所著的《史记》中无一个“谈”字,写到汉文帝的宦官赵谈时,为避父讳,把“赵谈”改为“同子”。 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才华横溢,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避讳,他始终没有去应进士试,韩愈为此写下了有名的《讳辩》。 宋代刘温叟,因其父名“岳”,竟终身不听“乐”。 3.幽默功能 委婉语的使用可以使人类的语言妙趣横生、诙谐幽默,把残酷的事实寓于幽默中。 委婉语中这类用法非常之多,例如,在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可谓倒霉透顶,飞机、装甲车屡屡被美军击中,先后“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有好几十名战士,这种误伤被称为“friendly fire”(友好的炮火)、“acciden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