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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草根银行家的16年奇迹 　　今年6月，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浙江企业家中，他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位是台州市商业银行行长陈小军。这是一个记者从未听过的名字。 　　史对浙江商人无疑是非常了解的，但在群星熠熠的浙商中，为什么他推崇的竟是鲜为人知的陈小军？ 　　三个月后，记者两次赴浙江台州，希望找到答案。 　　陈小军年仅42岁，外表温和，态度平易而坦率，与约见他的困难形成强烈对比。 　　在随后两周的采访中，记者与台州市商业银行管理层、普通员工和客户广泛接触，与陈多次长谈，最终理解了史晋川的期许，并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着中国真正的民营化银行和真正的银行家的出现——他们于民间的土壤中诞生，极好地适应了中国现实，改变了一地的金融生态。 　　当中国经济正困于数以万亿元计的金融黑洞时，陈小军和他的银行更有了被记录的意义：只要有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中国完全可以诞生一流的银行和银行家。 　　25岁的信贷员成了银座主人 　　1980年初，当17岁的陈小军在共和公社农村信用社，为三五十元的农业贷款收不回来而苦恼不已时，他一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银行家生涯的开始。在这里他形成了对金融的第一个判断：信贷风险要控制在贷款时，形成后就很难收回。 　　一个月后，他调到另一个农村信用社当企业信贷员，这时一笔贷款需要3到5人签字，常常是基层领导最后拍板，出了问题谁也没有责任，他有了第二个基本判断：信贷需要有自主权，需要责任明确。 　　陈小军是台州路桥人，父亲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了一辈子。初中毕业，“含着眼泪离开学校”后，陈小军子承父业，让父亲感到欣慰。只是这样妥当的生活在8年后出了轨——起因是一张报纸和一次街头偶遇。 　　路桥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的集镇，重商传统深厚，“无户不商，无街不市”。1980年代中期，当地已有专业商品市场数十个，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万家，市场已经辐射全国，民间资金需求旺盛。 　　当时正式的金融机构只有工行、农行，对于个体户来说，都是门槛难进的“老爷店”，贷款是不可能的奢望。自宋元以来，江浙就有经营钱庄的传统，这样的条件下，民间借贷再次兴起，地下钱庄活跃。根据黄岩县人行的统计，当时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的比例是11，民间利息已达到月息两分五。 　　温台地区地下钱庄的兴盛使政府感到巨大压力，关于如何对待的分歧极大，最终务实的观点被采纳——与其地下泛滥，不如地上监管，不允许成立私人金融机构的政策出现松动。1985年，温州首先得到了浙江省人行的认可，人行批准成立私人入股的信用社。 　　陈小军的沮丧没有持续太久，转机来自街头的一次偶然碰面。 　　1988年初的一个下午，有人从车上向路边的陈小军打招呼，请他晚上到家里来一趟，“有好消息”。打招呼的是黄岩县人行副行长蔡明亮，当晚，陈小军从他那儿得知，上面出了政策，允许在路桥开办城市信用社，人行的人已经跑了一个多月，没有人敢尝试，他问陈愿不愿意办一个。 　　陈小军回忆说：“我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办起来了，信用社谁说了算？万一出现头寸紧张，政府管不管？” 　　蔡的回答是——“当然你们说了算。如果是合法批准，人行会支持”。陈小军当晚就作出了决定。 　　此时，陈小军惟一感到为难的是蔡明亮坚持他必须辞职。说服家里人花了一些时间，妻子了解丈夫的坚持和执拗，很快通过，父母知道儿子“听话，不会乱来”，只是心里没底，一度坚决反对，但半个月后仍是同意了。 　　父母和亲戚借了5万元给陈，另外由10个个体户凑了5万，10万资本金的问题也解决了。 　　 　　1988年6月6日，银座金融服务社在路桥的一间临街小屋挂牌，6个工作人员，简陋的尺字形柜台，多少有些过去钱庄的格局。在当地人心里，陈小军办的就是私人钱庄，没有人看好，“怎么会有好下场？” 　　挂牌前几天，附近椒江一家地下钱庄倒闭，欠款180万元，存款人的哭天抢地让陈小军感到了压力。政府也没有抱很高期望，当天到场最大的官是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大力支持的黄岩县人行也感到有些不安，“听到开业当天就有5万存款，我们才多少放了一些心。” 　　16年后，陈小军依然记得那一天的兴奋和生涩。“当天吸收了5万元存款，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算着如果每天这样，一年下来该是多大的数字。”那一年他25岁。 　　从钱庄到法律意义上的银行 　　多年后，陈小军自嘲，银座的历史就是小钱庄——大钱庄——制度意义上的银行——法律意义上的银行。 　　最初的一年，陈小军几乎熬不下来，“这时如果有退路，我一定回去”。 　　10万元的资本，如何开始？有30年银行经验的蔡明亮适时送来8个字——“额少、期短、面广、高效”。贷款就这样从500元、1000元、2000元一笔笔地开始。 　　陈既当老总，又当业务员，白天跑客户，晚上写制度，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年里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睡过一个好觉，不是人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