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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研究深化与升华 　　在搜集整理《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和《张元济诗文》之后，1985年，汪家熔写出了《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以下简称《建设者》一书）。2012年，年过八旬的汪家熔将其大幅修订更名为《张元济》，被列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之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从当初的20章15万字，到今天增至29章36万字，从当初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的时代语境中反思与深化“对时代和民族的认识”（《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到今天在出版产业体制改革大发展、推动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交椅”，汪家熔的张元济传记充分反映出后出转精，“时复改定，老而益进”（顾炎武《日知录》）的学术追求，也体现出当下张元济与商务馆史研究在文化学术语境变化中的日益深化。 　　1　在更深广的视野中认识张元济的人生选择与文化贡献 　　像诸多修订本著作充分利用新出材料一样，《张元济》充分利用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张元济全集》等诸多新文献，吸收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增补了不少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记自觉地在更深广的视野中来审视张元济作为近现代出版家的人生选择与文化贡献。 　　《建设者》首章叫“只能从少年时讲起”，《张元济》将其修订为“诗书传家久，积德家运长”。皇皇数十万言的《张元济年谱》收录《盐官张氏族谱》等有关材料，使读者可以借此充分了解张元济手书“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意义。这种联语所体现的固然是寻常的社会观念，更是在叙述与强化海盐“吾宗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家训）的家族信念。这种“影响的焦虑”，也是我们剖析与理解张元济一生出版活动的钥匙。汪家熔上溯海盐张氏与读书、藏书、著书有关的历代知名学者，包括始祖南宋九成公、明代始迁祖其志公留生、十世祖太白公奇龄、九世祖螺浮公惟赤、七世本生祖芳湄公、六世祖宗松公等。尤其是分析了九世祖螺浮公以直言敢谏称??于世、《入告编》三集传世、致仕回海盐拓旧居为涉园（以“涉”为名，“既以体若考作室之心，且以示启后人继述之义”），可以见出一门家风对张元济职业与志业潜在的影响。除此，汪家熔还注意到同为仕宦的九世祖螺浮公将奏折汇编为《入告编》刊刻而八世祖亭公无著述传世这一现象，他分析其原因在于两人所处时代不同：前者生活的清初顺康时代，满清对汉臣还有使用之意，在人格上还没有过分打击的做法；而后者则生逢文网日严、读书人不得乱议清家之事的雍乾之时。书中还提及，江浙的校勘大家吴骞、鲍廷博、黄丕烈等都曾到涉园借书参考，直到太平天国时才散落，由此也可见出清代江南书香世家经太平天国一役而遭重创的一个历史侧面。 　　在介绍完张元济家世、戊戌前“探索寻觅的十年”（1891—1902）以及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这段“前商务”经历之后，《张元济》特意新增“说说为不朽的古代出版”一章，以此说明古代出版与近代出版本质的不同及此嬗变过程中张元济的意义。出版是社会生活的记录，社会的加速度发展影响着出版活动的性质与目的。在传统社会“三立”价值观支配下，以不朽为目的的出书活动占了古代出版物的大部分。但这种活动悖离出版的基本目的——传播。甲午一役，“吾国四千余年大梦唤醒”，产生了推动社会文化、社会进步的市场型出版。西学书籍成为大家新的关注点。由大量个人著述到兴旺的西学书籍，由追求个人不朽到为社会进步服务，出版由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渐成为一个与古代出版有着本质判别的行业，在社会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文化追求与思想境界。在民族危机面前，出现了一批不再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读书人，他们自觉地利用出版工具为改变中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出版因此进入与古代坐而论道、仅为一己之不朽而立言完全不同的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尖兵；到了现代，出版更是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这些特点，正是因为在近代这一封建制度崩溃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思想增长的社会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家所体现出的新质与重要突破——张元济等正是其中代表。同时，出版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性经营：只有经营性的出版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其中最善于经营者，正是商务。这种认识，汪家熔在其《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亦有深入论述。汪家熔认为，从出版活动的目的看，古代以官刻、家刻、寺庙刻为主的追求文化的出版印数极小，无法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因而未能成为一种经营活动与产业；以坊刻为主的追求利润的出版虽然满足了担负社会基本文化需求的任务，但其主要在于翻刻已经热销的成熟作品，很少增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