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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转型”艺术向度 　　中国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从文化比较上来看，中国文化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此可于下列各层见之：一、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四、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似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1］（P.7）中国文化的自创性、自成体系性以及对外来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都显示了中国文化稳定坚硬、自足循环发展的文化特质。与相继衰落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明以完整、连续的历史绵延至今，足以说明“历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巨大力量。中国文化扎根于博大、深厚而连续的历史，从而成为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并列的三大文化体系之一。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就必然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 　　 根据马恩经典，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才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P.122)思想只有在历史的土壤中才能开出花朵，历史也只有在思想的进程中才得以绵延。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原理启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哲学思想。 　　 基于历史，我们体验的是文化的厚度；基于思想，我们希冀的是文化的深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艺术批评也应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并且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结构和思想进程中展开。凌继尧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就抓住中国历史的特有结构和文化特质，上涵先秦至魏晋，后启元明清和近代，于整体研究中突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亮点。该书以国际命题“唐宋转型”为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关节点，把“唐宋转型”首次引入艺术学领域，率先开拓了“唐宋转型”的艺术向度。 　　一、历史维度中的“唐宋转型” 　　 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第三编唐宋部分（由张爱红撰写），著者引入了“唐宋转型”的命题???从唐宋之际的关键历史事件“安史之乱”入手，阐述了这一历史变革对唐后期以后中国文人心态、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巨大影响。中国艺术批评史由此呈现出唐代的理想主义、宋代的现实主义、明代的浪漫主义和清代的保守主义为主的四大阶段特点。所以，抓住唐宋转折期，把艺术批评植根于历史的激变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著作平铺直叙、把历史均质化的写法，而是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又注重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化的特殊作用。 　　 根据书中的介绍，“唐宋转型”又称“唐宋变革”，最初是历史学界的一个经典命题，最早由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10年提出，用来指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形成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分。［3］（P.143）继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之说。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论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并一度被奉为京都学派。然而，1948年，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对京都学派的学说予以发难和批判，展开了关于何为中世、何为近世的激烈学术交锋，史称“唐宋转型”。在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唐宋转型”的内容也扩展到了军事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同时，“唐宋转型”的辩论思潮也迅速由日本扩展到了欧洲学术界。在欧州，“唐宋转型”通常被称为“内藤假说”,主要对内藤湖南提出的“上古、中古、近世”这套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如何适用于东方提出质疑，以及宋代文化是否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提出异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白乐日、李约瑟都对此做过相关论述［3］（P.144）。美国学界对唐宋文化的研究与日本、欧洲着重从历史分期角度研究不同，其主要从转变的内容方面着手，并认为唐代到宋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因此美国一般称为“唐宋变革”。美国最早对唐宋问题研究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汉学家柯睿格著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郝若贝和包弼德为主。郝若贝对宋代的科举制和社会阶层流动做拓展研究，包弼德侧重唐宋社会思想的巨变。 　　 同时，《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目前中国学界的“唐宋转型”命题的研究现状也作了综述。把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历史分期问题上讨论中古与近古的时间概念，如陈寅恪、钱穆、侯外庐、朱瑞熙等；另一种从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上来讨论，如傅乐成、胡如雷、漆侠、葛金芳、王曾瑜、柳立言、张邦炜等，且近年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此外，本书著者还介绍了近10年的研究情况：多以学术研讨会为主，内容波及更多领域，并且台湾学界对此热度也一直在提高。近10年重要的“唐宋变革”学术研讨会就已达近20场，平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