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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犯罪化立法思考 　　当今社会，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一桩桩令人心痛不已的见危不救案件也在众目睽睽中频频发生。这强烈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给伦理道德带来巨大冲击，对社会产生恶劣影响。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特别是法学界对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律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底线，见危不救作为一种严重不道德行为已经超出了社会的可容忍范围，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某些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结合实际情况研究见危不救犯罪化，将使公民权利更加具有保障，将使社会正义得到更好地维护，从而实现法律和道德的最终目的，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一、“见危不救”的释义及范围 　　对于“见危不救”的涵义，学界中并没有统一的学说。《法律辞海》中将见危不救解释为：“不负特定职责的主体，???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而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对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 有学者提出：“见危不救是指在他人或公共利益处于危难时能救助而不予救助的行为，虽不能救助但能报告、协助而不予报告、协助的行为或者阻止他人救助的行为。”而范忠信教授则认为:“见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危难时漠然处之，不予救助的态度或行为。” 范忠信教授对于见危不救的解释代表了一种基本观点，揭示了见危不救的基本内涵。结合以上各种定义，本文所指的应当入罪的“见危不救”行为，是指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以及重大的公私财产权利处于急迫性危险状态时，能够实施救助行为，并且施救对本人或第三人不存在显著危险而故意不给予救助，情节恶劣，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见危不救”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多种情况，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依据刑法理论将“见危不救”行为初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另一类是无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对于第一类的见危不救，没有实施救助行为的人负有特定的救助义务。依据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定救助义务的行为人已经纳入不作为犯罪的主体。就目前我国刑法学理论的通说来看，犯罪不作为行为，行为人积极作为义务的来源有四类:一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二是行为人具有职务上或者业务上的要求；三是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四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有这种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人在此种危急情况下实施救助应当是其当然的行为，且这种见危不救也已经被规定为典型的不作为犯罪。此种见危不救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依据我国现在通行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些非特定义务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 　　对于无特定职责或义务的见危不救，生活中存在有两种情形，即对自身或第三人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显而易见，这几年人们愤怒谴责的，并不是对自身有危险却没有对他人加以救助的行为，而是在对自己的安危没有显著威胁的情况下，选择袖手旁观不予救助的行为。因此只有对己身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行为才有探讨的意义，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见危不救”这个概念。 　　二、“见危不救”犯罪化的正当性 　　如何解决“见危不救”行为所带来的时代道德困境呢？范忠信教授提出了通过法律来敦促道德重建的观点，他认为应当“把尽可能多的道德纳入刑法，更多的注重通过刑法‘逼使’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这种观点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提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罪”，要求用刑法来惩戒民众麻木冷漠的行为；随后2004 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案建议增设“见危不救罪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近年来也有不少专家有这种提议。应该说，在当前社会正义信仰缺失，社会公众冷漠麻木，对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起不到应有作用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是理性的选择，见危不救犯罪化具有正当性理由。 　　（一）见危不救入罪是法律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行为准则，社会正义的实现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对见危不救行为的规制由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正是法律正义价值观的需要。近年来，由于频繁发生的见危不救行为导致受害人在完全可以获救的情况下走向死亡，使得中国从古至今推崇的人性本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有被掩埋的危机，同时也阻碍了法律正义价值观的实现。因此，将见危不救犯罪化有助于唤醒人本性中的善，促使社会道德的回归，是法律正义价值观的迫切需要。 　　法律是依照正义的理念制定的，以维护社会利益的一致性。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越来越明显，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被共同利益联系为一个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是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功能得以发挥的根源，任何破坏该一致性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