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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中法治之路 　　入刊理由： 　　中国必须是依法治理的中国，司法无权威，法院无地位，就无法显示和验证中国国力的强大。田成有所论述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发展问题：一条大国崛起中的借鉴西方法治精髓、又沿袭本土人伦智慧的法治之路。 　　中国是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大国必须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理路，法治必须在国家中有统一、尊严、权威，法律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中国就不能算真正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也不是真正的崛起。 　　法治最早源于西方古罗马，而中国并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直在思考学习西方的法律，并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由此，中国的法治走向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法律文化、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的深刻影响。 　　法律传统的虚无和法制建设的落后，令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西化情结：“自不如人，甘拜下风”，这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和习惯，从而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治思想和运行机制，这种做法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应该肯定，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经验、制度和措施的吸收、融合、借鉴和移植，的确大大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西方的法治模式和法律文化成果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钱穆老先生曾说：“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过分强调西方法治的优点，对其弊端注意不够或者视而不见，以膜拜的态度来仰视西方法律，以批判的、自卑的心态来对待本国法制实践，这样的心态搞不好法治，对本土法律资源或司法实践喜欢用挑剔、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对其优点和精华欠缺总结、挖掘与转化，这样的做法也搞不好法治。” 　　忽视对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背景和历史考察，忽视对特定的法律传统、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的差异把握，忽视因西法移植的水土不服而给中国法制进程所造成的窘境，中国法治发展的最终后果只会是制度移植，却少社会根基；只能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只有先进理念，却缺民众基础。 　　法律发展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制约它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几乎停滞不前，未像西方那样衍生出现代科学、经济、民主等，但国家仍屹立不倒。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中国文化之功。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情理、道德，作为五千年的文明智慧结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其合理性，因其渗透着的深邃的人伦智慧，体现的民族美德更具有世界性、人类性意义。 　　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脱离中国的传统，对法律发展的自然演化过程、文化底蕴视而不见，而只致力于西方法律的“移植”“克隆”，这根本行不通。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从事中国的法制建设，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来脱胎换骨，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不仅不会被人看好，在感情上也更让人难以接受。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那就注定要付出代价，没有出路。 　　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崛起中的大国，对于这样一个正在急剧转型的大国，忽略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会使法治失去中国根本、历史基础和文化前提。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是依法治理的中国，司法无权威，法院无地位，就无法显示和验证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的法治之路不一定非要尾着西方跑，也不一定非要从西方找到灵感。如果对中国司法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关联性及司法制度变迁背后的历史逻辑吃不透，或对西方的司法制度充满迷信和崇拜，又或者对西方司法制度运行的历史背景及其演进过程思考不深，从而迷糊了本国的现实真相，那么对当下的历史、现实和国情就会拿不准，法治的发展道路也将会行偏走歪。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不仅引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如今，中国国内的市场总值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中国当前的GDP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七国的GDP之和。经济之崛起，国力之强大，已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不容置疑的伟大成就。然而目前中国司法公信不高，权威不足，法治的进步远不如经济的进展。如果让法治与经济一样腾飞出彩，既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轻GDP、重法治转型的新的思考方向。 　　处在历史变革、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法治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和希望。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中国的法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解决和回应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无论如何都要推动法治建设，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法院要多一些历史的视角、开放的气度和全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