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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制视角下网络谣言治理 　　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谣言借助网络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途径多、危害性大的特点，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政治安定。依法严厉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维护网络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互联网管理中的重要任务，但是单一的法制手段在虚拟的网络空间监管中难免乏力。 　　依法治理网络谣言的背景 　　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不完全统计，2012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网络谣言不仅直接影响到互联网的正常运行，也影响到了公共秩序和社会正常生活，是社会公害、网络“毒瘤”。积极治理网络谣言，消解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是互联网管理的迫切需要。当前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般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网络言论，对造谣、传谣进行依法究责；二是采用新闻发布会、官方媒体辟谣等形式来澄清事实，以达到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和扩散；三是通过强化网民及其他网络参与者的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教育来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通过辟谣的方式来遏制谣言传播具有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特点，但是其公信力往往受到质疑，治理网络谣言的效果并不理想。提高网民素质、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固然是谣言治理的治本之道，但是难以在短时间见到实效。相较之下，依法治理网络谣言具有定优势，世界上互联网发达的国家普遍强调依法严惩网络谣言，如美国、法国、新加坡、韩国等。不仅有专门的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对不实网络言论的界定、惩罚等进行了明文规定，其他部门也有适用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条款。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影响到国家稳定、民族安定的还可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对网络制谣、传谣的违法犯罪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近年来，我国在依法治理网络谣言上也付诸了一系列行动，政府针对利用网络无端编造、刻意传播谣言及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的个人进行了依法处罚，对批造谣、传谣，疏于管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互联网站依法进行了查处或关闭，如2012年3月，公安部门拘留了散布“军车进京”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关闭了16个传谣的网站。 　　学界专家也强调网络不是法治的盲区，不能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互联网的每个参与者既有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的权利，也有遵守法律、合法利用互联网的义务，在互联网上制造、散布谣言且触犯法律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既是当前恶劣的网络生态环境所迫，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在依法治网上的重要体现。 　　依法治理谣言的局限与网络实名制 　　纵然多数国家采用法治手段治理网络谣言取得了定的成绩，但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的延伸，网络中的参与者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在网络上的行为均会影响到网络以外的现实社会，那么网络上的切行为都应该受到社会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但是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社会），参与者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往往也是匿名的，对于其性别、年龄、职业等等信息都是未知的或者不真实的，从而出现网络与现实社会脱节、无法实现链接，导致法律主体缺失进而带来责任者的不明确造成网络行为无人“买单”的局面。虚拟的主体不具备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依法治理谣言的震慑力对于虚拟主体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不能解决网络行为的法律主体问题，依法治理网络谣言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则受到质疑。当然，现代通讯科技的高速发展可以准确地定位网络参与者，让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是其治理成本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时效性也受到影响。 　　网络实名制是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要求与网络有关的主体在进行网络行为时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并通过相关部门、机构的认证和使用追踪，从而对相应网络行为进行处理。网络实名制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目前对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即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提供者、网络平台提供者执行了实名制；而网络服务的获取者只有部分执行了实名制，例如高校BBS实名制、QQ群主实名制、微博实名制、博客实名制、网络游戏实名制、网吧上网实名制。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管理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尽完善，遭到网民的诟病和抵制，但是在治理网络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