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唱腔--作者艾玉.docVIP

远去的唱腔（倾听人生） 推荐 徐梦大 口述 戴敏志 整理 艾 玉 忽听得京胡声一响，我的心顿时像踩上了鼓点——激活了。嗓子里痒痒的想唱，喉音却卡着打颤，吊不上来。 一、出身名门，却长于孤儿院 听祖母说，我家祖籍湖南。清朝时期，曾祖父考中进士，被派往浙江省府任职。随后，曾祖母就带着一家大小，浩浩荡荡的住进了杭州城里。 父亲年轻时去英国留过学，回国后，在杭州的一所女子中学里当英文教师，母亲毕业于湖州女子学院。 我生于1920年的冬天，因为出生的时候，院子里开了满树的梅花，父母就给我取名叫戴梅。 小时候我很顽皮，心野得很。老祖母每次给我缠脚，都要先把我的双手捆住。等把我的脚一缠好，就摇着她的三寸金莲听京戏去了。她一走开，我就拿起剪刀把缠脚布一剪一剪，然后，就放开双脚跑了出去。否则的话，你看我这双脚，就不会还有这么大了。 我9岁那年，母亲生病走了。母亲是在生我弟弟时得下的产后风，虽然经过好长时间的治疗，最后还是抛下我们走了。 母亲病逝后，父亲就娶了继母。继母一进门，父亲就把我妹妹，送给了云南的一个亲戚家，把弟弟送到了上海的姨娘家。我因为是他的长女，他舍不得送出去，就将我留在身边。但后妈就是不喜欢我，父亲没办法，就将我送进了一家孤儿院。那是一家洋人开办的孤儿院。 其实，孤儿院里的生活挺好的。里面除了教我们读书识字，更多的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事。我说的做事，是指女红。 我在孤儿院里生活了整整8年。在那里学会了做缝纫、织毛衣、绣花等等，正是这一手过硬的女红活，它在我后来的遭遇中，帮我度过了命运中的一道道关卡。 二、日本鬼子进城扫荡，才子佳人大逃亡 一直到17岁，父亲才把我从孤儿院里接出来。 回到家里，我每天就是给父亲送饭送烟。父亲的学校里，有个叫余瑞德的青年老师，我和他就是在父亲那里认识，并且一见钟情的。 余老师教音乐和美术。他文质彬彬，很有才气，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我那时候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学什么都是一教就会。我跟他学唱戏学跳舞，我还常给他做写生的模特儿。学校里的老师，每次看到我们走在一起，都笑称我们是一对“才子佳人”。 那时候的杭州城很小，出了武林门就是城外了。一到节假日，瑞德就带我出去玩，要么去西湖边散步，要么到剧院里听京戏。 余瑞德的老家在遂安的赤川口，父亲是私塾老师，家境比较富裕。15岁那年，父亲逼他成婚，娶了一个大他10岁的姑娘，那姑娘长着一脸的麻子。当夜，他就从家里逃了出来。 逃到杭州后，经一位熟人引荐，进了我父亲的同一所学校教书。一直到他25岁那年，上天才安排我们相遇，正应了一句“姻缘注定”的俗话。 不久，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来杭州招考演员。我出于一种好奇，也跑去参加考试，并试了试镜头。 录取名单一公布，上面竟然有我的名字，我真是太高兴了。然而，父亲和瑞德，都一致劝我不要去。 第二年，即1937年10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开着飞机和坦克，逼进杭州城里，大扫荡来了。 前一天，听到消息的市民们，就都开始各自逃兵。 瑞德的老家——遂安，在一个交通很偏僻的深山坞里。在当时来说，偏僻，反而是一种安全。我们决定带着父亲，一起逃到遂安赤川口躲避一下。 然而，父亲死活也不肯离开杭州城。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日本鬼子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要我们年轻人赶紧逃。 出逃的那天，我记得天刚蒙蒙亮，我就坐在家门口的小摊上，喝了一小碗豆浆，等瑞德从学校那边跑来，我就拎起一只小布包，跟着他急匆匆的走了。 我们刚跑到城外，日本鬼子就进城了。 三、参加抗战文工团，剧团解散回家 我们急走慢跑，一直到了富阳的一家小店门口，才敢坐下来歇息片刻。 不一会儿，来小店门口歇脚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有个中年人我认识，他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点银子，并沉重的跟我说，你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了，鬼子要你父亲给他们带路、做翻译，你父亲不同意，日本人就将他活活钉上了城门，就像基督徒耶稣那样钉死在城门上。 一听说父亲死了，好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身体，痛得我喘不过气来。心里的仇恨，像熊熊的烈火在燃烧。我恨自己不该把父亲留下，更恨恶狼一样的日本鬼子。 离开富阳，我们继续向老家遂安方向走去。 途经金华时，看到路边上有人在招兵募马。我们挤过去一打听，原来是国民党的一支前线部队，在这里招兵抗日。因为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我和瑞德就踊跃报名，要求参加抗日。 我们穿上军装，跟随部队进入抗日前线的头一天，瑞德提议，把两个人的名字都改掉。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余征夫”，而把我的名字改作“戴敏志”。从这两个充满了革命气派的名字，也足以看出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当年对抗日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 到了前线部队后，领导发现余征夫不仅会写会画，还懂乐器；又看我会唱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