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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 作者/刘文 去年八月一个潮湿闷热的午后，在湾仔香港入境事务处七楼的第28号柜台前，一名发髻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子递给我一张表格，缓慢又清晰地问我：“你确定要做香港永久居民吗，这是不可逆的，一旦选择，就没办法回头。” 不可逆这个概念让我愣了好一会儿，我从来不擅长做决定，每每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这条路不通，就换一条，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错了就回头再来过，仗着年轻而胜之不武。 中年妇女看到我愣住，也不开口催促，只是作势要把表格收回去。她有着香港本地人特有的那种冷漠的面孔，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不关心，也不好奇，思维冷静而简洁，她所有的表情都是制式化的，就像在电脑上输入了“第三号微笑”“第五号皱眉”后出来的结果。 我立刻按住那张纸，并暗暗庆幸自己眼明手快。她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关节敲敲放在桌上的笔：“快签字吧。” 签完字的我举目四望，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菲佣，印度人，步履蹒跚的老人，穿鲜艳的劣质衣裙的中年妇女，他们都不懂得在网上预约，所以不得不早晨七点半就过来，排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队，为了在这个潮湿拥挤烦躁不堪的城市里生活下来，哪怕这个城市并没有善待他们。 有男子拼命说着“借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挤一边冲我挥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学同学志成。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装，头发上抹了很多发胶。我对他的印象仍停留在他大学时候穿的白汗衫蓝短裤，他那时候在足球队，天天在绿茵场上奔跑，进球之后听着全场的欢呼声回身帅气地挥一挥手，冲天空竖起一根食指，多么意气风发。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他像大学时候那样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完之后又有点尴尬，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该如何安放，最终决定顺势撸一撸头发。 我和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彼此都想要说什么话题。他知道我不喜欢缅怀往事，我也不知道他不愿意我多问现状。 “周六还要上班？”我指指他身上的西装。 “是啊是啊，要去见一个客户。”他小心翼翼地说，离开校园，他一米八的身形不知为何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挺拔，连说话都有点唯唯诺诺的。 “拿了香港永久居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买楼不用交额外印花税，贷款也容易批得下来，做了不喜欢的工作大可以炒老板鱿鱼，不用担心工作签证作废。”志成郁郁寡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大概是因为之后再也不用被称为外地人了吧。我当时拼命学粤语，也是这么想。 “今天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他很熟练地叫了瓶红酒，什么年份，哪个酒庄，应该搭配牛肉而不是羊肉都能娓娓道来。穿燕尾服的侍应把红酒送到他面前，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标签，又就着阳光看了一下色泽，然后示意侍应打开。 “大学那会儿，你连打个领带都打不来。”我笑道。 他点点头：“可不是嘛！” 大学时候，刚到香港的我们就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写报告，演讲，参加社团，拉赞助，样样都做不来，连交论文的时候，都面对装订机束手无策。因为粤语不好，常常闹出把“人妻”说成“淫妻”的笑话，羞愧得连开口讲话都不敢。那时候的社团流行喊宣传口号，以拍手或者跺脚的方式打着节拍，节奏错落有致地把口号齐声喊出来。有些口号特别复杂，喊的时候要一会儿跺左脚，一会儿跺右脚，一会儿原地起跳一会儿双手举过头顶，我们要记着粤语发音已经很难，所以总是在该出左脚的时候出了右脚，连累大家重来。本地学生用足够被我们听到的音量咬耳朵：“又是那群NDS，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一开始也没觉得羞愧，直到有人看我们如此冥顽不化，好心告诉我们NDS是内地生的拼音缩写。 香港人做事讲究自由民主，每个社团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社会的缩影。连竞选小小一个宿舍管理委员会，又要选举，又要投票，又要连夜开咨询大会，又要公开财务年报。 开会的时候一切都有模有样的，人们穿西装，打领带，坐下来的时候，男生要解开西装的第一颗纽扣，女生要侧过身子跷起腿。会议的开头主席要致辞，秘书要负责记录，财政委员要汇报收支，哪怕所谓的收支不过是搞活动收到了学校的五百块赞助，买了两箱维他奶和两大包糖果。 志成每次认真做的开会记录都受到各种批评，关于“NDS”的闲言碎语也听了不少，最后干脆穿着系里面发的T恤，穿着夹脚拖鞋去开会，从开始睡到结束，系里面的T恤一共有四件，所以志成背后被本地学生戏称为“四件衫”，他听到之后总是大手一挥：“去他妈的形式主义。” “你现在怎么也开始搞形式主义了？”我问他。 “生活所迫嘛。买件好点的西装，客户就会多信任你一点，请客户喝瓶好酒，他就回赠你一份合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肤浅。”他忍不住解开了领带，因为正午的潮湿闷热，蓝色衬衫的领口部分已经湿了。 “你要脱西装就脱吧，反正大学时候你也没少穿着汗衫裤衩给我修电脑。” “你倒是一直都没变，牙尖嘴利，永远都只做你自己。”志成说道，主菜还没上，他的酒杯已经空了，他绯红的脸色和额头上的汗珠让我觉得他离我心目中大学时代的志成更近了一些。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