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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来关于《金瓶梅》与宗教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金瓶梅》作为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很多的宗教痕迹与印迹。但是，纵观《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研究书中描绘鲜明的情态，或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再就是《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相对地有些忽略《金瓶梅》与宗教这一历史文化课题，本文即对近十五年来关于《金瓶梅》与宗教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金瓶梅》；宗教；文献 　　《金瓶梅》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众多课题的展开，标志着金学成为当代显学。 　　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学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文学创作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就包括了宗教。研究考察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明清小说，对于认识和理解明清小说的主题思想与文化内涵，有着相当的意义。《金瓶梅》作为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很多的宗教痕迹与印迹。但是，纵观《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研究书中描绘鲜明的情态，或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再就是《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相对地有些忽略《金瓶梅》与宗教这一历史文化课题，因此，将《金瓶梅》与宗教文化结合的专题研究，数量上似乎是稍嫌不多，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盛行以“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宗教与小说关系的研究自然也是受此思想的挟制。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学者，开始用客观的目光，审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文化背景下通俗小说的创作，重新关注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成了宗教与小说研究的新热潮。关于《金瓶梅》与宗教的研究著述也多了起来。 　　施晔在她的论文《玉皇庙、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及其宗教文化因缘》中写到，笑笑生“对两教的讽笔、刺笔展现了佛道世俗化进程中市民复杂的宗教文化心理，同时还折射出作者尊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潜意识”。其言虽然笑笑生并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忠孝文字，然而主流的儒教文化因子仍然弥漫于整部作品中。成晓辉写了三篇不同题的论文表述了同一主旨，即《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佛教精神的世情小说，佛教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当然，这三篇论文的论述方法和论点都一样，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难免有重复劳动之嫌。赵甜甜的论文《〈金瓶梅〉慈悲情怀之我见》也是阐述《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佛教精神的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品。笑笑生推崇佛道，作者创造的普静禅师就是明证，普静给读者的印象是拥有无边的佛法，还以他的荐亡，解释冤魂作结，展示出“空”。笑笑生在文中宣扬佛道意识，佛道精神且以宣扬佛教教义为核心。但从其客观效果来说，也许这与作者的意识相矛盾，它否定了儒家和佛道两教的道德观。 　　孔繁华在《〈金瓶梅〉与宗教》中认为《金瓶梅》的宗教观念有因果报应观念和鬼神灵应观念。相比之前的研究论文，他还增加了一条天命思想，这一条由书中的许多劝人听天由命的诗得出。他也指出《金瓶梅》所宣扬的天命思想，实际是佛道二教“色”、“空”思想的移植。他论证鬼神灵应比魏崇新更充分，如瓶儿梦子虚索命系因果善恶的表达，潘金莲托梦与陈经济与春梅也是写报应惩罚，指出鬼神现象也是为创作主旨服务，增加了惩戒的效果。 　　玉皇庙与永福寺在《金瓶梅》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因此在很多论文中有论述。大塚秀高的论文《从玉皇庙到永福寺——〈金瓶梅〉的构思（续）》（认为改订本（崇祯本）的前半部就是以玉皇庙和以在那里结拜的十友为中心展开情节的，中心是在玉皇庙，而永福寺在《金瓶梅》的后半部情节中占最重要的地位。他提出《金瓶梅》中的玉皇庙和永福寺也可看成是潘金莲和吴月娘的象征。因此，《金瓶梅》的情节可看成前半部以玉皇庙和潘金莲为中心展开，后半部以永福寺和吴月娘为中心展开。他认为第39回官哥在玉皇庙打醮是《金瓶梅》的一大分界点。西门庆在云游胡僧处得壮阳药的第49回也是一分界点，这发生在永福寺。《金瓶梅》的基本构造就是围绕玉皇庙和永福寺展开的。施晔也持相同意见。他说玉皇庙、永福寺是支撑小说上下两部分的双翼。他的上下两部分之分，是以前65回为上半部，概括为西门庆的发迹史。后35回为下半部，概括为西门庆的衰败史。第一，玉皇庙和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布局极为规整对称，这在大塚秀高的论文中也有体现，只是大塚秀高没有概括。第二，施晔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玉皇庙又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举的两个例子也就是前面大塚秀高说得两个分界点。第39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西门庆忙于玉皇庙打醮，没给潘金莲上寿，以至于加深了潘金莲对李瓶儿母子的仇恨，由指桑骂槐的叫骂到用猫吓死官哥，到瓶儿无法承受丧子之痛而病亡，一系列情节都是“由玉皇庙串联的”。第49回永福寺处胡僧的壮阳药也引导西门庆一步一步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