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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初期台湾农会菁英传承与发展 　　摘 要：日据时期台湾较具规模的农会组织为日人所控制，主要的管理工作及技术人员均是由日人所担任，台湾光复后日籍人员返国，农会内部的大部份的遗缺处理情况是如何？本文试以探讨光复初期台湾农会菁英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论述国民政府败退来台前，台湾农会的发展状况。 　　台湾第一个农会是成立于1900年的三角涌农会。之后，各地相继成立同样性质的组织，目的在发达地方的农业经济，但皆为任意团体。当地方农会发展成熟后，1908年台湾总督府整编各地农会，赋予公法人性格，成为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日战争后，1938年在地方农会之上成立「台湾农会」，成为全岛及州厅二级制的系统农会。由于所有的农林畜牧业者皆是必然会员，形成一个庞大组织。1943年，台湾总督府将农会改组为农业会，统筹粮食生产及收购事务，另成立食粮营团负责配给，形成二元化系统。同年12月，为了更有效集中各项农产，农业团体责任更明确化，总督府将农会改组成为农业会，并增加市街庄农业会，成为三级的系统农业会，让农业会得以统合生产、收购与贮藏。 　　农业会的主要领导阶层完全与地方官厅重迭，但拉拢地方菁英担任评议员；地方委员是农业会的基层干部，由区街庄长担任之，他们直接面对农民、推行农政。此外，还善用地主及保甲等地方势力，对农村有相当的动员力；由于其擅于管理农事小团体，台湾总督府常借力使力。由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此种传统农业经济型态之下，士绅、地主阶级的产生是免不了的，这批士绅，地主对地方事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也具有带头领导的作用，成为充当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 　　在殖民政治体制之中，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虽然仅能任职街庄区长，助役，书记等基层行政吏员，或无议决权和立法权的各级议员。虽然其受到殖民政府的限制，但亦得到殖民政府的保护。其结果，固然是限制了社会领导阶层家族的政途发展，惟亦无异于保障了其在地方的政治特权和利益。 　　在日据时期统治的五十年中，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是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整个社会都未曾呈现出活泼的流动现象。而???业会的基层职位亦由这些街庄区长、评议员、地主富豪兼任，因此在日据时期的农业会亦呈现出相当高的传承性。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籍人员被遣返回国，鉴于当时台湾经济情形的紊乱，为了稳定经济物价，国民政府接收并延续了日据时期台湾农业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维持农业会的正常运作使不致于停顿，另一方面则协助政府推行农政工作，以增加生产，充裕物资的供应，以减轻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农林处致电各级农业会会长及副会长接任（兼任）人员原则予各州厅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饬其所属单位。原文如下：“关于地方农业会的接收，与本省地方行政机关的接受并行。关于州厅农业会，将新派？？？主席任命为会长，将？？？主任任命为副会长。关于州？？？支部及？？？会，以新任郡守或市街庒庄长任命为支部长或会长。即日接收管辖的农业会，并就其地位。基于粮食管理临时办法，积极推进米谷征购等业务，以期农业会运营之万全。…” 　　1946年4月20日，台湾省农业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农业会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会议中拟定「台湾省农业会章程草案」，并推荐候选理事徐庆钟等10人。名单如下：徐庆钟、陈逢源、刘明朝、黄纯青、廖学义、洪炳昆、林朝廷、张壬梓、林犹龙以及吴金柚。他们在日据时期都曾经担任过街庄区长、各州的评议员、或者是助役、产业组合理监事等职务。 　　在举行台湾省农业会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之际，行政长官公署接到行政院社会部电文：“公署民政处令台湾省农业会，该会业经社会部电令改组为农会，检发台湾省农会章程准则，希即遵照办理。” 要求将农业会依照「农会法」改组为「农会」，因此省农业会在接到通知后，将台湾农业会改名为「台湾省农会」，选举理事15名、监事7名，名义上完成改组，由黄纯青担任理事长，廖学义担任常务理事。名单如下：黄纯青、廖学义、洪火炼、吴见草、马有岳、刘明朝、陈清桔、林犹龙、谢文程、陈瑞凤、萧振琼、许金圳、李茂炎、洪炳昆、蔡源法、姜瑞昌、杨云祥、林汤盘、刘栋、黄瑞宗、萧有泉、赖两涂等人。他们大多均出身上层阶级，在日据时期出任地方上信用组合、米谷组合、水利组合等产业组合的理监事代表，同时担任地方公职，如街庄长、助役及会计役，或担任街庄、州协议会议员，因此这些农会领导阶层，在日据时期几乎同时兼具地方菁英与政治菁英双重身分的现象。 　　根据上述的人员明单分析，27位成员，其中资历清楚的有22人。当中有13人曾担任日治时期地方上的信用组合、米谷组合、水利组合等产业组合的理监事代表；有14位出任公职，或担任街庄长、助役及会计役，或担任街庄、州协议会议员。 说明农会领导阶层在日治时期几乎同时兼任产业组合及政治公职等两项职务，这一情形正好再次反映出日治时期农会领导阶层兼具政治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