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文教材变迁.docVIP

新中国语文教材变迁 　　一 　　除了简单的识字课本（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提及的那种用以传授“上大人孔乙己”的读法、写法的初级读本）外，在中国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一本真正的母语教材。正所谓“文以载道”，在中国传统文人眼中，文章是用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同样，那些用以表达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章，亦可以当作语文教材来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除识字、习字外，儒家经典基本上就充任着母语教材的角色。 　　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学的短暂繁荣，并且出现了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吕思勉、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周予同、陈望道、郭绍虞、萧涤非、浦江清、罗庸、余冠英、傅庚生、李广田、王季思等一批“大师级”的教育行家及语文教育家。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基本上也就30年）、战乱频仍（抗战和内战），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隔膜，这段时期的母语教学未能形成很有影响力的成果，有关语文教学的理论、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建成后亦未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扬弃，内地的语文教学、教材编纂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学的路数，可以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来形容。 　　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外人欺侮。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两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诸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韶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等等即为代表。 　　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这个时期，大量的苏联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这些作品多反映苏联现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政治色彩浓厚，文学色彩较弱。除此之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语文教学的走向。 　　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由于时代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三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政治时文取代。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文章，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的，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期的名家几乎“集体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材完全成了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