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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风险社会与中国文化安全 　　摘要 文化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文化安全问题成为我们在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其产生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并对民族—国家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在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意义重大。 　　关键词 文化安全 全球化 跨文化交流 西方文化霸权 　　“不确定感”下的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的中国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当中？“不确定”三个字恐怕是最准确的概括。一位刚刚结束7年任期离开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这样写道，这7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不确定感的增加”。7年前刚来北京赴任时，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明确的目标：办好奥运会；把经济搞上去，跻身国际主流社会。但7年后再与中国人谈起奥运会，“好像是在谈论上辈子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还是从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原来人们普遍具有的“笃定感”正在被“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所取代。总的来看，这位外国记者的描述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 　　“不确定感”的与日俱增恰恰反映了“安全感”的降低甚至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为中国所独有，由于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等全球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我们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区别于“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那一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次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类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打破了“核能安全”的神话，其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公共危机事件。一方面，这场危机不仅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核能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它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造就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开始发作，风险无处不在，危机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社会”。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 　　在这种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成了维系国家核心利益和增加民众“安全感”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作了以下的界定，值得我们关注：“对此国家所秉持的社会价值观，人民的自由及生活水准的持续改善，政治、经济利益及环保的维护，与其领土的完整能免于外国的干预、威胁及攻击的状态”。①亨廷顿的定义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内外有别”原则的颠覆，而体现出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的新趋势。有鉴于此，“国家安全”应当成为我国内政和外交当中的核心问题。如何确保“国家安全”，也是减轻乃至于消除当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感”的重要手段。 　　国家安全问题可以进一步被细分为政治、国防、经济、金融、环境、能源、文化等多个维度上的安全问题。其中，文化安全是人类和民族—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目前我国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当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 　　文化安全是指任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系统在跨文化交流中保障自身的独特性、完整性、延续性和纯粹性的权力。维护文化安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致力于建设独立的、统一的民族文化；二是国家应采取有力的措施维护和保障民族—国家文化的一致性。②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2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将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1995年亦将文化安全列为解决难民事务的一项指标。近年来，随着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文化安全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