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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 　　摘要：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认为，通过国家权力的的司法能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需要”的问题。同时也认为，法律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满足以大多数民众意愿为标志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作为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法律的政治化；法律的革命化；国家权力；阶级立场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19-02 　　一、中国法律概念理论的学术背景 　　（一）对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 　　在当时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比如，1930年，王世杰指出，“法律的特质，在其普遍性”[1]；从法律的实质来说，这一观点“就立法观念产生之历史言……较与事实相切合依近今社会学者研究之结果。”[2]王世杰并且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认为法律为赋有普遍性的规则……似乎是多数法学者的主张。”[3]对于法律形式主义，他还作出了具有赞同倾向的这种解释：其主张的理由，“系因立法机关依制定法律程序所成立一切决定，无论含有普遍性与否，在法学院裁判官的眼光中，都具有同等的效力。”[4]王世杰的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的重述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少见的。自然，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述和西方的法律实证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法家的学说，有着关联。 　　（二）社会化的法律观 　　除了上述关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思路，在中国学术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复杂”思路。1922年，吴经熊提出了一个非常折衷主义的法律观念，他说：“法律应该以人类的目的为目的……法律的目的，亦在于促进人类的文化。‘文化’两个字包罗万象，极其广大。”[5]吴经熊的这种理解，明显具有德国法律观念的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痕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927年，丘汉平结合中国传统学说提出了与吴经熊相近，然而又有少许不同的理论。在他看来，孟子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叙述颇有一些理由，或者，“我们可也可做反面的推想：有了法律，便有执行的机关。何以知之，这个道理很明白。法律既不是从个人的愿意或不愿意，那么法律是具有‘社会性的’”。[6]丘汉平的法律概念理解，在结合中国传统某些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又有当时西方社会法理学的内容。对于吴经熊、丘汉平等强调人类“大目的”、“社会性”的思考趋势，1935年，陈文进提出了这样一个概括：“二十世纪的法律思想又怎样呢？这一世纪法律的新精神，在于破坏旧日以个人利益为打算的壁垒，而跳入大众利益为基础的阵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从前以个人为法律的对象，而保护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现已转移于社会为对象，而保护大众利益的方向来了。”[7] 　　（三）各种思潮的百花齐放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法学学术背景中，我们也能发觉，不仅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行主义较为盛行，“社会化”的法律观念大行其道，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学施展影响，而且，从总体看，其他各种思潮也是宗派林立。各种批评与反批评是十分普遍的。比如，1931年，丘汉平以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为基础，批评了左翼革命法学。又如，1933年，陈仁生以纯粹法学色彩的理论为基础，批评了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再如，1937年，张定长以比较法学的理论为基础，不仅批评了分析法学，而且批评了历史主义的法学理论。哲理法学派的理论和社会法学派的理论……关于法律概念理论的局面，可以说是“纷然杂陈”。 　　二、中国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法律概念理论的观点与依据 　　（一）法律的政治化 　　1940年，当评论沈家本派与反对派在中国法律变革问题上的争论的时候，蔡枢衡说，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法律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本身也不过是为着维持社会秩序……”[8]1940年代，作为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主要人物之一，李达指出，法律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之正确的认识，是理解法律的本质之重要的关键”。[9]以此作为基础，蔡枢衡进而提到，“法为国家社会组织之一形式”；[10]李达更为明确地指出，“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11]至于国家，李达相信这样一个认识：“国家的功用，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国家的目的”，[12]而“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特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机关”。[13]正是从这些观念出发，李达说道：“所谓国家权力，即是公权力，即是统治权……至于法律，是统治者为保障经济结构而拟定的种种规则，是凭借公权力强制人民遵守的国家规范。”[14]李达还补充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是经济之集中表现”。[15] 　　（二）法律的革命化 　　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指出法律的政治立场问题，揭露法律的本质，目的自然在于进一步的“法律上的革命要求”。这既是其在法律概念理论上的自身理路，也是这种法学在这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