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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审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 　　国内外很多研究已证明，虽然人生来有男女之分，但性别意识和性别等的观念却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性别意识中，长期以来都是以男性意识为中心，女性是附属性别，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因而，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即人们对男性或女性在行为、角色、人格特征等方面予以的期望、需要和僵固不变的看法，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或女生到了高中理科就跟不上之类，而这种性别刻板的印象显然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精神就背道而驰了。因人文精神的意义首先就在于重视作为个体之间的差别，尊重不同的个性、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宽容、尊重的个人情操与社会氛围，而这些差别尤以男女性别之异为根本，我们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这些差别，因而，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很必要引进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观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它的出现使传统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历史、现状及未来。20世纪得到发展的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等新文学批评流派思潮，对人自身的丰富内在精神心理空间，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多元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女权主义批评正是综合运用了这些理论成果，加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切入，从而对文学作品中所透视出的个体、社会、历史进行新的剖析，旨在纠正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和男权父权成分，发现妇女文学自身的价值，寻找女性文学的特征，总之，女权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女性行为主体意识和女性思想情感因素，其批评和理论都围绕着对父权的批判和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批评而展开。这种女性眼光正是女权主义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女性眼光的审视下，传统的批评尺度受到质疑，文学作品被重新评价。 　　文学作品中引进女权主义枇评方法最为可行的操作是运用女性视角重新评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勿庸讳言，在漫长的男性中心的社会历史中，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创造的，这里面渗透着夫权文化的顽固的影响。从古今中外的作品来看，在作家笔下女性总是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私的“天使”，或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妖妇”，如《关睢》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指着削葱根，口若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等，都是对女子娴静柔美的赞美。《阿房宫赋》中的女子则成为构成阿房宫华丽、宏大气魄的一部分“摆设”，而不是作为“人”存在的，只是一些装饰，她们的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如同“花瓶”，是物化了的女性，仅是作为男性的欣赏品、私有品而存在的。上面所举例子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那么，我们又来看一看现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的？孙梨的《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一出场便以坐在云彩上的“天使” 面目示人：“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 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这天使边编席边候着丈夫归来——美丽、洁净、安详、深情。接着，水生要外出打鬼子、临走嘱咐水生嫂“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后来，水生嫂和几个女人碰到了日本鬼子的追赶，她们也就是这样想的：“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在这里，女人在男人眼里没有生命，只有女人对男人的忠贞，女人对男人的贞洁，而她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第二生命，贞节才是她们的第一生命，当女性被“简化”为天使或妖妇后，她们复杂的心理情感体验也就同时被简化了，而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盲区”。在这种情形下，很难说一个女性获得了真正的尊重，文学作品中女性的从属于男权之下是这样通过作家的描写，通过读者的阅读代代相传的，而在阅读中，女性读者由于受到强大的男性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往往被男性作家所表露的情绪和观念所同化，身不由己的站在男性作家立场上，以男性的是非为是非。比如《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她的罪恶就是毒杀了武大郎，但读者（包括女性读者）的兴趣点并不在此，他（她）们关注的是潘金莲背叛了武大郎并与西门庆偷情。在男女读者的心目中，潘金莲已然成为“淫妇”的代名词，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女权主义批评正是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要改变原有的思维习惯，在与文本的关系上由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反抗型读者，通过这种拒绝行为，把根植于心中的男性意识去掉，并在此基础上对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作重新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明确的看出，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父权中心思想下的产物，天使妖妇两极对立，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