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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认识和体会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改革为主线，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思想论断之新，改革措施之实，决心力度之大，超出预期，令人鼓舞。《决定》把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独立一部分阐述，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财税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改革为主线，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思想论断之新，改革措施之实，决心力度之大，超出预期，令人鼓舞。《决定》把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独立一部分阐述，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 一、怎样认识财税金融体制中的矛盾和问题 （一）从财税体制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税体制历经多次调整，大体上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改革历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财政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在财政包干制下，财政收入“两个比重”不断下滑，财经秩序混乱，财政形势相当严峻。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及之后的不断调整完善，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激发了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框架，实现了政府财力增强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1994年～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4%，而分税制改革前，1990年～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3.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10.8%上升至2013年的22.6%。 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受到一些客观条件制约，有些改革措施当时没有实施；有些改革内容因政策设计不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新的矛盾；有些改革项目因执行不到位导致问题持续发酵。同时，近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可以说，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都与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不适应有一定关系，财税体制的制度优势正在削弱。 一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不够。以收支平衡为重心的预算控制方式，导致财政顺周期问题。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几个方面，其核心是收支平衡。首先，收入预算具有约束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一些财税部门为了完成收入任务收“过头税、过头费”，加重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使经济“雪上加霜”；在经济过热时，财税部门完成收入任务后又往往“藏富于民”，应收不收，造成经济“热上加热”，既不利于依法治税，又影响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其次，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不高，预算编制在科目细化、可读性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细化程度差异很大，有效衔接不够。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够完善。通过调整增量、优化存量，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已由2008年的53.4%下降到2013年的44%，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资金分散、配套过多等弊端仍然很多。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增长机制、调节方向和分配办法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 二是税收制度的调节性、引导性和有效性功能发挥不够。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也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由于流转税所占比重过高，而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占比偏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能力不强。流转税比重高是由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征管水平所决定的，但带来的后果是税收制度自动稳定器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如，经济低迷期，企业在没有盈利或亏损的状况下，也要缴税，普遍感到税负太重。同时，有很多税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征的，税目、税率、税收优惠等设置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立法层次也普遍偏低，通过人大立法征收的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其他税种都是通过条例或者暂行条例开征的。在环境保护等领域还缺乏有效的税收调节，在解决产能过剩、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功能较弱。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地方自行出台的）过多过滥，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三是中央与地方收入和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的清晰性、合理性、规范性不够。1994年分税制改革没有触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近20年来，事权不断下放，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教育等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责任大量重复交叉。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15%。而这一指标在英国、美国和日本分别为73%、54%和42%，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46%。地方承担了大量不应承担的事务和支出责任，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进行安排，形成对地方事权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