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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假设及其管理理念——知识社会的管理哲学 [摘要]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任何管理活动的前提。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适应“知识社会”管理的需要，取代以往“政治人”、“经济人”假设，必须确立“人是文化动物”的认识，并在管理历史、管理文化、管理精神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管理理念的更新，以“变化”为管理的前提，以“创新”为管理的动力，以“整体”为管理的模式，以“和谐”为管理的形态，从而推进人类管理的进步。 [关键词]“文化人” 知识社会 管理科学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面临的是世界发展的新图景：信息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这一切比以往都更加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社会”。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管理的内容在变革，管理的理念在更新，而管理活动的前提--即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也在深化。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人是经济的动物”，开启了人类管理史上的“经济人”的时代；今天，在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进入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时代。 一、人：文化的动物 哲学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早在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mst cassirer,1874~1945）就敏锐地思考了有关人的哲学。这位因抗议法西斯上台而流亡英美等地的犹太思想家，1994年在耶鲁大学出版了《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导》一书，超越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人类本质的各种假设，而提出了对人的全新的认识。生物学这一发现，任何生物体均有两套系统--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靠着前者，生物体接受外部剌激；靠着后者，生物体对这些剌激做出反应。二者构成了动物的功能圈。卡西尔认为，人类作为生物的一个种属，对此也毫不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性。这就是：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有了它，人类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一符号宇宙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 由此，卡西尔修正和扩大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古典定义。他指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在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1]。在卡西尔看来,与其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其理由在于人类文化的形式是符号形式。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区别，“符号”是其形式，“文化”则是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符号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文化的动物”。用卡西尔自己的话来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指示”；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从“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出发，卡西尔批评了前人关于人类本质的看法。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苏格拉底服从德尔斐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着重于个体的认识；柏拉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研究人，“把人的本性以大写的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而在卡西尔看来，政治生活并不就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早在人发现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之前，人就已经作过其它一些尝试去组织他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如果我们想要发展人的理论，就必须采纳这种更为宽广的基础。 近代哲学家则侧重从“本能”的角度去研究人的本性。有些人说这种原始本能只有一人：自爱；有些人说是两个：贪婪、恐惧和荣誉。亚当.斯密就是从人的“自利本性”，而推出“经济人”的假设。而卡西尔则认为，“本能”乃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它或许能有某种描述的价值，但显然不具有任何说明的价值。把某些人类现象还原为某些基本的本能，这并不能真正说明人的本质。 从古代到现代，都有不少思想家涉及了“社会人”的命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的合群性即组织性，古代中国哲学家荀子把“人能群”作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都达到了“社会人”的认识。在现代，管理学家梅奥把组织区分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同样得出了“社会人”的结论。而卡西尔则指出，社会性本身并不是人的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独有的特权。在动物中，例如在密密的蚂蚁中，我们也可看到明确的分工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而在人类这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有思想和情感的社会。各种文化形式，包括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就是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