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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铜文化的历史与特性探索_中国史论文 中国史论文 西周至春秋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发展 西周以后,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现小件青铜器的数量亦在进一步增长,如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8]251的西周文化层中(第④层),就出土了小件铜器14件,其中有铜锥4件、铜凿1件、铜削1件、铜镞7件、铜环1件、铜鱼钩1件等。在该遗址的东周文化层(第③层),亦出土小件铜器14件。器类有锥、凿、削、镞等,其中有铜镞8件,可分三式,占57%以上。在清江鄢家坪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制作铜工具的陶范残片,可知铸器的形状者有铜斧等器类。在清江岩屋顶西周时期的墓葬材料中,发现了一件陶范,属于铸造“鱼叉”的范具,且完整无损。在峡江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文化遗址当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如在巫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先后共发现小件铜器58件。其中1997年第一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28件[9]57,器形有镞、刮刀、鱼钩、锥、条形器、蝎形饰、杈角形饰和珠形饰等。2000年第三次发掘时发现小件铜器30件[10]112,器形有镞、鱼钩、条形器、铲形器、钉形器、锥形器等等,其中有铜镞12件(分四型共六式)、鱼钩3件(分三式)。在忠县中坝遗址周代文化堆积层中,也先后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件青铜器。1997年出土小件铜器9件[11]598,其中有铜镞6件、铜饰3件。1999年出土小件铜器15件[12]1036,其中有铜镞11件、铜鱼钩1件,此外还有铜环及铜器残件等。2000年发掘时出土了斧、削、镞、印章、饰件等小件青铜器[13]1592。在秭归柳林溪[14]193周代遗址中也发现小件铜器19件,可分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和装饰品,器形有箭镞、刀、环、套筒等,其中有铜镞10件,可分为二型三式。除了一些小件铜器外,伴随青铜器出土的还有一些冶铸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铜矿渣,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如在秭归官庄坪、巫双堰塘、丰都玉溪坪、石地坝等西周时期的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青铜冶炼后遗留下来的残铜渣。有的遗址还发现了当时用于铸造青铜器小件的范模。如1981年,秭归柳林溪遗址[15]102商周文化层中,发现了两件陶范,均为泥质红陶,为扁形器外范,可能是铸造铜凿的,其中1件长9.9厘米、宽5.7厘米、厚3厘米。1997年,云阳李家坝遗址[16]219的商周文化层中出土一件用红砂石制作而成的钺范,宽11.1厘米、长8.7厘米。1981年,秭归官庄坪遗址[17]312东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层发现了一件用棕红色砂岩制成的刀范,范面阴刻刀模,刀背厚,刃薄,弧背平刃,直柄中间有凹槽,柄与刀身结合处有三道朝下的刻划痕迹,石范全长9.5厘米、最宽处6.8厘米、最厚处3.4厘米。总而言之,夏商周时期,巴族所在的三峡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均属于小件青铜器,器形简单,铸造粗糙,多为镞、针、锥、钩之类,主要是用于狩猎、战争、捕鱼、缝织服装或编织渔网等等。大件青铜器虽偶有发现,但这些大件青铜器均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且多窖藏于江、河岸边,并非出自遗址或墓葬中,作为祭祀之器有可能源自中原地区而非本地制造。从清江香炉石、巫双堰塘等早期巴文化最具代表性遗址出土的小件铜器可以看出,当时巴族的青铜铸造业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在三峡东部的两湖地区、北部的陕南汉水上游地区、西部的城都平原地区都有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出土,因此,与周邻地区相比,巴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还是显得比较落后。这是由巴族所处的三峡地理环境以及渔猎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当时巴国无法与楚、蜀相抗衡的真正原因。 战国到两汉时期巴人青铜铸造业的繁荣 战国时期,巴人的青铜制造业在商周时期的萌芽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青铜工艺逐步成为巴族地区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无论是铸造的质量,还是装饰技法,以及对青铜器原料的配料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一批铸范及有关铸造遗物,反映了巴族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冶铸业状况。建国以来,在巴族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青铜乐器、生活器、兵器。青铜乐器以虎钮錞于、编钟、铜钲为代表;兵器以剑、戈、矛、钺为代表;生活器以釜、洗、壶、鍪等为代表[18]76。从这一时期巴族地区青铜器的出土方式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人类居住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小件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类、工具类、其它类。兵器类中以箭镞最多,形式有双翼式、三棱式等。工具类主要有刀、斧、鱼钩等。其它类主要有镯、圈、环、簪、钮等等。另在不少遗址地层中发现有铜矿渣。二是在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河边、坡、洞穴或树下。分布范围很广,在峡江地区与巴族内陆腹地均有发现。器类以大件青铜器为主,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