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参与现状与发展.doc

农村政治参与现状与发展 摘要　中国的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在市场化进程中,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用制度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以科学的管理模式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关键词　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制度规约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现有政治体系的能力与社会需求相吻合的情况下,它将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所以,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必须面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在中国农村找到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围绕村民自治,逐步推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其在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发展,国家已开始转变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从控制式的全面管理转为行政管理和服务,在宏观层面把握农村的发展。这样,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法理精神,传统的“命令- 服从”型乡村关系就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模式取代。也因此出现了两个层面相对独立的权利主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1]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在转型的实践中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环节。 1 　主体模式的现状 根据村民自治的原则和精神,村民公共参与的主体是村民群众。但是目前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但存在的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也成为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有效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2] 。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使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并存成为现实。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3] 。《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就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村委会虽然不是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附属机构,但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行政村里得到贯彻实施[4] 。村委会除了完成自身属于自治范围的工作外,它的另一部分工作就是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事实上,在行政村中还有另外一个机构———党支部,与村委会一起分享权力,共同管理村务[5] 。Kelliher 认为党支部与村委会职责不清以及二者交叉任职的情况会影响村民自治。从调查情况看,党支部在相当一部分的村拥有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行政控制与《村委会组织法》制度下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为实现自治原则而加强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使村民自治理想模式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中“乡政村治”体制的内在冲突在相 当程度上制约了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2 　运行模式的现状 2. 1 　“村治”的内部矛盾及其原因　政府在推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须对村民公共参与的结构作出宏观的制度安排,但目前的实践远未能满足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和村民正常的公共参与要求。按照卢福营的分类:第一,公共参与的结构不够健全,村民所需要的公共参与功能难以实现。随着实践中农村改革的推行和发展,农村人口的流动日益频繁,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召集利益相左、职业不同、工作时间和地点各异的全体村民开会讨论村务,客观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6] 。 第二,公共参与的结构分化不足,村民的公共参与遭遇严重障碍。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大多数农村村级社区的公共权力集中于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 %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 第三,非法结构畸形发展。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村庄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受到消极影响。村民自治内部矛盾的原因:农村社会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