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之我的图书室.docVIP

林语堂散文之我的图书室 ...　　我在《人间世》杂志，曾登载过姚颖女士一篇布置书房的文章，凑巧与我的意见相同。如果我也发表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或是曾经遇见过她，那我一定会诬她有抄袭我的意见的嫌疑。因此我在她的文章末尾，写了一篇长论表明她的理论如何近似我的理论。兹将她的原文略述如下：　　　　　　　　　　公共大学图书馆采用分类制，用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把图书分编成类，固然是好的。但是一个贫穷的学者图书不够，又蹇居于京沪的一个狭里之中，显然是不能如此做法。一个里舍之中，寻常只有一间餐室，一间客厅，两间睡房，如果很幸运，也许会有一间书房。此外，他的图书普通都依个人的喜好而来，收集的不会普遍完全。这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是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的。我的方法是自然的方法。比如，当我坐在书桌前边收到一本寄来的书，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如果在阅读时有客来访，我就把书带到客厅，去和来客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客人告别以后，如果我把书遗忘在客厅，我就让它摆在那里。有时话谈得开心，我还不感倦意，只是想休息一会，我就把它带到楼上，在床上去阅读。如果书中兴趣浓厚，我就继续读了下去，如果兴趣减低，就把它用作枕头而睡，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方法。我甚而不能说，哪一处是我喜欢放书的地方。　　　　　　　　　　这种办法的必然结果，自然到处可见图书杂志，在床上，沙发上，餐间里，食器厨中，厕所架上，以及其他地方。这样不能一览无遗，是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所不及的。　　　　　　　　　　这种办法有三点好处：第一，不规则的美丽。各种精装本、平装本、中文、英文、大而厚重的本子、轻的美术复制本一些是中古英雄骑士的图片，一些是现代的裸体艺术照片，全都杂在一起，一望就可以看见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第二，兴趣的广泛不同。一本哲学书籍，也许和一本科学书籍并立在一起，一本滑稽的书籍，也许和一本道德经比肩同立。他们混成一片，俨若各持己见的在争辩着。第三，用之便当。如果一个人把书全都摆在书室，他在客厅中便无书可读。我用这种方法，就在厕所也能增长知识。　　　　　　　　　　我只要说这仅是我个人的方法，我不求别人的赞成，也不希望他们来效法我。我写这篇文章的原故，是因为看我的客人见到我的生活如此，常是摇头叹息。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的叹息，还是反对的叹息??但是我不去理会的。　　　　　　　　　　前边的这一篇文章，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他有中国古文的轻松气派，以及现代论文的不拘泥之风度。下边是我写的后论：　　　　　　　　　　当我收到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的秘密说穿了。在我看下去的时候，我很惊异的发现了我自己的放书的理论，已被一个别的人同时发现了。我如何能不就此发挥几句呢？我知道阅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件俗陋不堪而且商业化的事情。收集书籍也曾是一件高尚的娱乐，但是自从暴发户出现以后，现在的情况也随之惨变。这些人藏着各个作家的整套书籍，装着美丽整齐，摆在玻璃架上，用以在他们的朋友面前炫耀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书架的时候，里边从来没有一点空隙或书本的误排，这表明他们从来不去一动那些书籍。其中也没有书皮扯下来的书籍，没有手纹的印子或偶然掉下来的烟灰，没有用蓝色铅笔画下来的记号，没有枫树的叶子在书中夹着。而所有的只是没有割开的连页。　　　　　　　　　　所以，收集书籍的方法似乎也变得俗陋了。明朝的徐谢写过一篇《旧砚台论》的文章，暴露收集古玩的俗陋，现在姚女士则引申到收集图书的事。可见如果你只要说你的真意，世界上似乎不会没有与你同感的人。王云五利用于公共图书馆中很好。但是公共图书馆与一个学者的书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有一个不同的原则，就如《浮生六记》的作者所指出的以大示小，以小示大。以假遇真，以真遇假。这位作者所发表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穷士的房舍花园应当怎样安排，也可以用在收集书籍的方法上。如果你能善用这个原则，你可以把一个穷士的书房，改变成宛如未经开发的大陆。　　　　　　　　　　书籍绝对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是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你那五尺高的书架，应当别成一个小天地。必须把这本诗歌搁置在科学的文章之上，同时使一本侦探小说与居友（Guyau）的著作并列。这样安排之后，一个五尺书架会变成搜罗广博的架子，使你觉得有如天花乱坠。如果架上只有司马光的一套《资治通鉴》，当你无心去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要遍寻不著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十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　　　　　　　　　　各种书籍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装订得也不相同。我从来不去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