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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发展研究 　　[摘 要] 大学精神对大学出版工作有着深刻的作用和影响。两者与服务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宗旨相通，并借助知识、文化、精神三个媒介，将大学教育、出版传播与文化实践密切相联。通过文化视角解读大学精神指导下的大学出版的本质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内在根源，在应对数字化出版热潮重塑学术精神的过程中，大力推动新时期大学出版文化和出版精神的建构。 　　[关键词] 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 出版精神 知识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042-05 　　在现代性与文化的研究热潮之下，从文化学和哲学的视域探寻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相比之下，大学出版作为履行传播学术、启迪思想、创新文化等大学职能的重要角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现有研究多是从实践经验出发探寻出版发展思路，往往忽视了出版固有的文化属性，较少从精神生产和文化哲学的维度进行学理探讨。出版既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载体，又是饱含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的文化载体，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推进教育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同时，大学出版无论其组织形态还是产品形态都具有文化、教育、商业等多重属性，以大学出版文化为课题深化大学精神作用研究，探寻大学出版蕴含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本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当代文化出版进程。另一方面，借助高校文化高地，大学出版的文化职能和文化作用更加凸显，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构建进程和成效。因此，研究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工作的内在关系，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大学的文化使命与大学出版历史溯源 　　文化研究视域可归纳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依次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并指明了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大学出版（含校报、学报和出版社等实施的出版行为）在高教体系和文化出版事业中均有重要地位，贯穿文化、教育和科学三大领域。限于资料和个人能力，本文所指的出版主要是与大学文化功能密切相关的学术出版，系以书籍和数字???负载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物质形式及行为。大学与大学出版作为创造、传播和融合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迫切需要从精神维度梳理两者的内在关联，以溯本求源式探寻创新文化的生成逻辑和运行模式，从整体上提升文化的终极指向。依据当下研究任务，学界通过探讨大学精神的范畴、具体特性、内在本质来推进大学文化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与此相比，对大学出版的研究与其所负载的文化职能和在大学文化中的地位还不相称。令人可喜的是，大学出版依托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指导，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理念，出版人肖启明甚至对此进行了详细总结，提出了“出版精神”一词，揭示了大学出版活动与一般商业活动不同的本质特征，强调了从理性领域研究大学出版工作的意义。但依笔者个人浅见，与世界大学著名大学出版社的成长发展历史规律相比，中国的大学文化和出版文化正处于交叉磨合期，相关理念仍处于理论化的凝练、提升阶段，故大学出版精神还处于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延展和适应性的发展阶段，具有大学出版特色的核心内容尚未真正形成。因此，需要经验提升式的实证分析，更需要深入文化生产和传播进行理论研究，从根源上进行文化视域的微观探寻，找出大学出版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和生成逻辑。 　　历史反思是开展理论研究的首要基础。统观中国大学出版发展史，大学出版的使命和高教基本职能紧密相连，1898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开创国内高校自办出版社之先河，佐证了服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是其得以产生的第一要义，随后将出版职能扩展至弘扬大学精神、传播优秀学术文化，直到1929年真正以大学命名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才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数十年适逢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大学出版社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过程，陷于低迷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大学出版注入了新鲜血液。改革开放后，借助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契机，大学出版获得很大发展，为发挥大学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传播作用充当了媒介，形成了“以出版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管理科学方面的教材、学术著作和一般图书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大学出版社体系”[1] 。大学出版社的总体数量和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变化，学术传播力、市场竞争力、社会辐射力均大幅提升，甚至出现了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教育强社、大社，加上数量庞大的大学专业学术期刊，切实发挥了大学出版业应有的文化建设作用，也体现了对于母体大学的存在意义与根本价值。 　　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下，出版业尤其是大学出版面临着重大机遇，谢寿光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企业对创新型知识的巨大需求促使中国学术出版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期；国家学术宏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