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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路径选择 　　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并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适时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的一个领域。如果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可能为203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 　　当前的生育政策现状 　　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结构矛盾开始显现。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负增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大约在2022年，中国总人口将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今后这个趋势将继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22年的18.7%，届时老年人口接近2.6亿。 　　在此之前，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等各个方面。而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中国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老年事业和养老产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之外，生育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中国生育政策的现状是：实行严格一孩政策的地区包括全国城镇及6省市的农村居民，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35.9%；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19个省区农村居民，覆盖全国人口的52.9%；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地区，包括5省区的农村，覆盖全国人口的9.6%；实行三孩政策的是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覆盖全国人口约1.6%。 　　此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单独”，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从现状出发，采用分步实行“单独”政策向“二胎”过渡的调整方式，相对偏于保守。 　　生育政策调整路径选择 　　在讨论生育政策调整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常常纠结于一个双重目标：既希望人口增长具有持续性，长期内促进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又不愿意看到生育水平的明显上升。那么，我们在政策上可以接受怎样的生育水平，或者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是多少呢？从人口学的角度，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即总和生育率低于2.1这个更替水平，可以被界定为低生育水平。国际上认为，根据可能产生的人口及经济社会后果，1.5?2.1为低生育水平，1.3?1.5为很低生育水平，而1.3以下则是极低生育率。 　　过低的生育水平会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大幅度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且，在人口、经济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生育水平一旦落入到很低的区间，将长期持续下去，形成不良循环。经验表明，1.5是一个临界水平的生育率，一旦低于这个水平，哪怕将其提高到1.6都是难上加难。在中国生育率已经只相当于更替水平2/3的情况下，政策调整应该提上议程。 　　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政策目标，保持“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既不能低于1.5，也不应超过2.1。事实上，由于人口转变趋势并不仅仅取决于某项政策的实施，而更多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政策调整方案，我们都很难看到生育率提高到2.1的结果。长期以来，主管人口工作的部门从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把1.8的生育水平作为判断生育率高低的基准，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