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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公司“孤岛”繁荣与图存 　　在战争年代，社会与经济发展严重受损、停滞，甚至倒退，然而总有很多企业不仅能顽强生存下来，并且通过改变经营策略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繁荣。以永安公司为代表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换注册国求保护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起全面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百货业成为遭受日本轰炸损失较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很多企业纷纷将职员全部遣返回乡，停止营业，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被人称为上海“四大公司”的四大百货公司却毅然选择了继续营业。 　　“八一三”事变之后，受日军在黄浦江驻扎战舰、抗日战事吃紧的影响，上海南京路上的人流量迅速减少，这条在平时极尽繁华的商业街忽然之间行人寥寥，“四大公司”业绩受其影响也大打折扣。更为糟糕的是，1937年8月23日，先施公司突然遭受飞机炸弹轰炸（事后查明是中国空军的飞机误投所致），被炸毁了大楼东南侧的一角，部分建筑遭到破坏，当场被炸身亡的公司职工、顾客及南京路上的行人竟有255人之多，受伤者更是在500人以上，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位于马路对面的永安公司也未能幸免，十七层高的永安新厦玻璃全部被震碎，当场死亡职工15人，受伤百余人。这一次飞来横祸，给永安公司在战时的经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永安的房屋建筑与商品损失惨重，尤其是“沿南京路的商场从底层到四楼各商品部的装置、设备和商品，几乎成为一片瓦砾，其中尤以毛巾、阳伞、内衣、西药、热水瓶、珠被、布匹等部毁损更为严重”，直接损失达到41万元。 　　早在公司注册成立之际，为了最大限度利于公司的发展，永安、先施、新新三家都是向港英政府注册的工商企业，所以，此时在他们看来，应该可以借助“租界”和“外商”的名头获得注册国的保护，然而情况却并非如他们所愿。 　　虽然“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军并未被日军占领，局势相对稳定，然而从此时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时间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了被困的“孤岛”。面对日军的侵袭，公共租界开始实行宵禁，一到晚上9时，就不准市民在街头徘徊，百货商场的生意一落千丈。“因为人们现在关心的是战事的进展和因此带来的粮食问题，尽可能节省不必要的花费，所以昔日熙来攘往的热闹商场，变成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人流量的减少给永安公司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营业额的骤降。1937年1月至6月的月平均营业额为827667元，而7月至12月的平均营业额则下降为594917元，降幅达到了28.12%。 　　面对战事导致的营业额骤降，永安公司在第一时间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可以得到保护，并请领事馆出面与日方交涉，赔偿因轰炸导致的损失，原本以为会得到领事馆的保护，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永安创始人郭乐向英国领事馆提出要求时，非但没有得到保护，反而被领事馆因永安为华人所创办之企业，不符合英商注册法规之规定而被撤销了永安的“英商”注册资格。曾经想借助注册国来对公司经营起到保护作用的梦想此时破碎了。 　　英领事馆的无情拒绝，使永安不得不重新寻找赖以生存的条件，更换注册国别成为无奈之举。永安公司这次选择了转而向美国注册，然而根据美国的商法，华商向美国注册，总裁、司库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也必须半数以上为美国人，为了达到目的，郭乐转而聘请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兼任永安公司总裁，原上海工部局总董、美国人樊克令任秘书，由已加入美国籍的公司高级职员李业棠、刘生初分别担任正、副司库，经过这一番变动，1939年7月永安公司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注册批准，转而成为“美商”企业。 　　“孤岛”的繁荣 　　在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由于暂时未被战事波及，局势相对稳定，上海周边地区大量的资金、人流涌入“孤岛”，而“四大公司”尤其是永安公司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在“美商”这块金子招牌的保护下，借助畸形的市场需求，通过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经营出了异常繁荣的百货业。 　　“八一三”之后，江浙一带的富商纷纷迁入租界居住，内地不少绅商也因受战事之累迁居上海，一时之间，上海公共租界出现了少有的短时间内的畸形人流集聚和资金涌入，人口从战前的300万左右猛增到500万以上，而这对于“四大公司”来说，则意味着顾客群的瞬间扩大。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永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以满足市场对于高档进口商品的需求。在国外办庄组织货源较为有限的条件下，甚至不惜从黑市兑换外汇，向黑市高价购入各类商品，以补充库存急需。一方面是为了以高价卖出赚取利润，另外一方面也旨在树立大型百货公司的信誉，彰显其货源充足。面对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越来越困难的情形，永安发挥其联号经营的优势，将香港存货转运至上海销售，以应门市需求，同时以香港为中转站，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