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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理论准备”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4月1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举办“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20余位学者就大国崛起理论准备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和中国崛起理论准备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从历史上看，既存在大国崛起成功的案例，也不乏失败的典型。 　　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美国崛起不可或缺的要素。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确立一项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规划美国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撑。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 　　总体而言，英国从近代欧洲强国崛起为世界霸权并确立起全球霸权，很大程度上与其软实力建设有关。政治保障方面，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发展，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社会条件方面，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完整的三层式社会结构；思想基础方面，追求财富的价值观念的兴起推动了英国工业社会的勃兴和霸权的崛起。综合起来，在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建立起其文化霸权，奠定了帝国长期维持的基础。 　　英美两国在崛起过程中奉行的战略具有可比性。英国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强国，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内政治制度和良好的商业和工业外，还在于其奉行了较为一贯和明智的对外经济和外交战略。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放大版的英国：它继承了英国的自由贸易衣钵，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长期奉行不与欧洲列强结盟的中立政策，拒绝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的企图，既确保了发展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确保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重大战略自由度。特别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主动挑战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相反却在英国陷入战争困境时加入英国一方，保证了美国的和平崛起。 　　从俄罗斯历史来看，完善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权与产权分离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可持续的发展与崛起的保障。在俄罗斯的发展进程中，沙皇政府承认私有产权，但缺乏保护财产权的制度；苏联政府不承认私有产权，更谈不上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新生的俄罗斯政府承认私有权，但保护产权的制度仍在建设之中。俄罗斯国家兴衰之路坎坷，原因主要在于不能确定产权制度，迄今尚未完全建立起互动关系良好的国家、市场、产权制度结构。 　　自近代以来，日本每隔50年出现一次下降期。二战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的本质内容是实现“普通国家化”。进入21世纪后，日本实现了对外战略的转变，以经济复苏、民族精神振兴为手段，试图重振强国地位，同时寻求中道外交，不断追求自主外交的突破。在日本看来，世界正处于历史性大变动之中。国际权力转移不仅表现在国际权力分布的多极化，还表现在价值观的多样化，中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权力转移的最大焦点。日本对外战略抉择中的“重中之重”依然是美日同盟，寻求美国许可范围内的自主外交意识也不断增强。同时，日本试图打破二战后体制的束缚，摆脱政策与法理之间的矛盾，寻求战略突破，逐步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 　　二、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与会者认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多为资源丰富型国家，人民都比较勤劳肯干。日本通过对外掠夺也弥补了自然禀赋不足的缺陷。制度安排在大国崛起过程中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理念创新的重要性最弱。尽管如此，物质、制度和理念三个维度仍不可偏废，战略耐心也同样重要。 　　赶超和崛起是后发国家主动谋求加速发展、改善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愿景追求和自觉行为，也是一种永不中止的竞争态势。后发国家的赶超与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国家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后果。大国崛起既包含诸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也内嵌一些需要深入研究探索的特殊规律性问题。作为赶超国家梦寐以求的宏伟大业，崛起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和正确行动需要有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支撑；新兴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异常薄弱，不足以支撑其大国崛起；新时期的环境变化使大国崛起面临更多挑战与困境，需要理论创新；新兴经济体崛起群体间的竞合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具有不对称问题，其理论准备也未必是有意识进行的。对许多国家来说，防止战略失败更为重要。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较少且差异性很大，故得出的结论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