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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婚检法律冲突解决 　　2003年10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有关强制婚检是否取消的争论却依然没有停止，强制婚检的规定源于卫生部与民政部1986年9月1日联合制定实施的《关于婚前健康检查问题的通知》，在婚检中发现患有法律禁止结婚或暂缓结婚疾病的公民，民政部门有不批准其结婚的权力，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作出了强制婚检的第一个依据。1994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更是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婚检的实施。1995年6月1日起施行的《母婴保健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而在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不再将审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作为登记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否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即不再进行强制婚检。从法制沿革来看，婚检的发展是从强制到自由的。但是沿着这个脉络看不难发现，强制婚检的取消是通过行政法规来实现的，换言之，是用行政法规来改变其上位法《母婴保健法》，位阶次序出现混乱。这种改变虽然在实质上取消了强制婚检，但是也带来了后遗症，使得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产生冲突。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2005年6月修改通过《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但对第二章第八条关于强制婚检的规定没作修改，仍然保留了“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婚前健康教育，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规定。黑龙江人大的作法在全国引发了“强制婚检”的规定是否合法的争论。 　　一、对婚检存废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制婚检是十分必要的，从法理学角度来看有其正当性基础。强制婚检有助于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强制婚检有助于保障婚姻缔结双方的健康，婚检的诸多项目并不属于日常体检的检查范围，经过婚检，婚姻当事人对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有更深的了解，能积极采取治疗或预防措施，有效减少疾病的发作或恶化的几率。政府强制婚检的初衷出于良善的目的，再加上政府合理地、恰当地实施，便具有法理学上的正当性。还有人认为强制婚检制度存在很多不足和弊病，结婚前需要婚检，拿着婚检证明才能登记结婚，这是对婚姻自由的侵犯，婚姻属于私领域，只需双方同意无需由国家、社会或其他人作为第三方干预。实行强制婚检，意味着公领域的扩大和私领域的缩小，限制了人的自由度。民众和学者对婚检存废的问题的观点莫衷一是。 　　二、对婚检存废的分析 　　之所以存在以上两种观点，是由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造成的。我国立法法虽然对法律的效力等级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在该问题上仍然出现了以《婚姻登记条例》修改其上位法《母婴保健法》的情况，使得黑龙江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再次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一致的情形。 　　探究理论层面，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最大限度保障自由的角度出发，强制婚检的规定似乎不能与我国客观实际相适应。 　　首先，结婚是一种私法行为，遵从当事人意愿是私法行为的应有之意。婚姻缔结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确立夫妻关系的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法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的民事行为。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意志独立，自由和行为自主，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其次，强制婚检作为结婚的必要条件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婚检作为结婚的必要条件的确侵犯了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宪法赋予的，因此强制婚检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婚检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下一代的健康，新生儿是否健康不仅关系到父母和家庭的幸福，也会对国家或社会产生影响。但这诸多因素并不能成为束缚公民自由、践踏人权的最强理由。 　　再次，从中国古代氏族到古希腊城邦再到国家产生，无不昭示着人类是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群居动物，人类有着丰富细腻的精神追求，有着神奇斑斓的内心世界，有着协作共进的团队属性，而这一切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和基础的。如果将有不宜结婚的疾病当做结婚的实质要件，将会使婚姻把众多孤独的灵魂拒之门外。实质上患有疾病的人在家庭中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在有精神寄托的情况下病情可以较好的恢复，这些都是婚姻家庭带来的益处。因此从人伦角度来讲，或许结婚能给那些灵魂孤独而又患有疾病的人带来宽慰，带来希望。 　　三、是否婚检的解决之道 　　《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所遇到的尴尬是我国众多法律法规的冲突之一，只是那些法律冲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而尚未受到重视。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机制：其一，《立法法》确立了法的效力位阶以及法律规范冲突时执法者、司法者选择适用的问题。中央立法的位阶高于地方立法，如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不应当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以及国务院行政法规相抵触；其二，有关法律法规建立了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