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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子企业时代变迁后遗症 　　【√】除了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自身法律观念的薄弱，没有意识到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头顶“红帽子”依然可以带来诸多好处。 　　“老侯的案子我评价就是八个字，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这是一个时代变迁造就的悲剧。”曾在十年前代理过侯瑞昌案的律师张星水如是说。在该案件走过十余年的程序审终于进入实体审的时候，侯瑞昌拒绝了律师辩护，选择自己出庭，“这也许是更能打动法官的一种方式”。 　　所谓的“时代变迁”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与碰撞。“红帽子企业”只产生于那个时代，影响却蔓延至今。 　　一句话引发的“杂交企业” 　　民营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88年之前仍然是一个半禁忌词汇。 　　当时我国已经放开了对私营经济的严格管制，农民以及城市待业青年被允许从事副业、运输业等谋取出路，因而产生了一个历史词汇“个体户”。1984年，“我们下海吧”成为对青年最富有号召力的词汇。这一年，王石在深圳倒卖玉米赚了30 万，悄悄地完成了原始积累； 史玉柱在珠海成立了名叫“ 巨人”的公司，惠州的李东生， 跟香港人合伙生产录音磁带，简陋的农机仓库成为了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的发源地……如今太多闪亮的经济明星都从那时起步。 　　但因为马克思《资本论》里论述过：“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七下八上”遂成为一条铁的定律：雇员超过七人是不被允许工商注册的。 　　面迫于姓“资”姓“社”的压力，一些最初投入私营经济的“创业者们”开辟了一条迂回之路，选择了“依附”公有制经济，或以集体企业名义注册，或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分支机构形式出现，于是产生了一批独特的“红帽子”企业。 　　红帽子企业不同于人们常说的“红顶商人”，后者更多地意指官商一体化，前者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特殊产物，甚至可以说是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杂交”产物——帽子是红的，心却是白的。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周冰在法律上给予红帽子企业的定义，是指那些虽然在法律形式和名义上是以集体或全民所有制形式存在，但在企业的实际控制和管理、经营机制以及剩余分配关系上是个体、私营或合伙性质的企业。“这里的‘红’是与‘白’相对而言的。所谓‘红’，是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即公有制的企业；而‘白’则是指具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企业。 　　公有制与私营的蜜月期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中央这种对于私营经济允许发展的政策，使得“红”、“白”双方进入了蜜月期。 　　经济学者吴晓波在研究“红帽子企业”这个问题时，就曾引用过一组数据：“据统计，1985年全国已有红帽子企业22万家，浙江省起码有10万家.” 　　1988年，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法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法律节点：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从此之后，“七上八下”的限制不复存在，民营企业被允许到工商登记注册。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被法律所正式所确认。 　　但“红”、“白”蜜月期并未随之结束。除了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自身法律观念的薄弱，没有意识到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头顶“红帽子”依然可以带来诸多好处。 　　大量数据可以证明这种“蜜月期”的延续。1989 年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担世界银行委托的中国乡镇工业课题时， 曾对江苏、浙江、广东等乡镇企业发展快的省市进行访问调查， 即发现调查户中1/ 3 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及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联合进行问卷调查，1993 年时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为50%-80%。 　　从体制变革的短期来看，被依附的行政单位或公有制企业可以通过“管理费”等形式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可以解决辖区的部分就业问题；而挂靠的企业也获得了政治上的安全感和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走向市场经济的初步改革，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但是又很不规范的双轨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环境中，‘红帽子’企业这种法律形式与经济内容不一致的、名实不符的、不规范的产权制度安排，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周冰认为。 　　红与白的决裂 　　但这种“双赢”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 　　红帽子企业“表里不一”的后遗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显现出来。一方面民营企业工商注册的放开为私营企业主们提供了一条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