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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婚庆礼仪服饰文化表现 　　对中原汉族传统习俗的承袭 　　汉族是以中原文化为根基的，而客家人是汉族之一系，散居在各地的客家人在当地生活和交往中没有完全混化于当地，一直保持源头中原汉族文化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为人处世的观念。这尤其在客家人婚庆礼仪服饰方面体现得很充分。 　　客家民系虽经多年的乱离，但客家人的婚庆礼仪服饰仍然比较全面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精髓。早期的客家传统婚俗常穿蟒衣和马面裙装，大红的蟒衣裳再加披有剑带式垂饰的云肩，下穿大红色的带有刺绣的马面裙。所谓的蟒衣主要指绣有蟒纹的外衣，形似龙纹，以金线盘龙仿效明式宫装官服，制作较为精致。光绪二十五年，黄钊记载了梅州客家地区结婚流行的马面裙，马面裙本是中原汉族富贵家庭妇女的礼服，是一种古老的围裹式裙装，因其裙门长如马面状，因此通称为马面裙。客家地区的马面裙样式相对中原汉族贵妇礼服较朴素，纹饰相对简洁，如图1。在对梁小玲的收藏品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客家服饰中马面裙极其常见，且多以红色为主，可以看出它是客家妇女结婚时常见的服装样式，如图2。 　　不论是赣、闽还是粤地区的客家妇女传统结婚礼服，都穿着“凤冠霞帔”，只是其传统婚服在这种宫装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省去了一些华丽的装饰。清光绪25年（1899）黄钊《石窟一徽》中记载了广东梅州的结婚礼俗：“新妇首不用幕巾，惟五丝结成璎珞覆额，犹不失古人遗制，惟两肩披缝帛俗谓之攀红。”早期客家妇女的结婚礼服少不了云肩的样式，在云肩的基础上不仅融入了汉族品官夫人霞帔的某些造型，还有时搭配银片、铃铛、流苏等装饰。如早期有些客家地区婚礼中的云肩常在胸背后加饰两条似剑带的造型。由此可看出，客家妇女的婚庆礼服在继承了中原传统汉族的服饰风格外，只是在服装的形式上做了些微妙的变化。 　　强调精神的象征性 　　服饰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除了具有形象的物质文化表现外，还具有代表精神的象征文化表现。由于客家民系所居住的地理、人文等环境的不同，在结婚礼仪的服饰文化表现上与广东广府、福佬等汉族民系存在较大的差异。广府人较务实，婚嫁嫁妆多为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婚庆礼仪服饰讲究价值及派头。而福佬人因生活条件的优越性，福佬姑娘婚庆的礼仪服饰精致华丽。而客家人长期在与周边土著居民斗争的艰苦环境下，更注重婚庆礼仪服饰的精神象征性，这种象征性着重表现在祈福性、报恩性、保护性方面。 　　祈福性 　　客家人迁徙至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深切感受到人丁旺盛的重要性，迫切希望扩大家族的生存实力，这种祈福的心理在服饰中得以充分体现。如客家婚庆服饰丝线刺绣的图案多呈现为寓意吉祥的组合图案，有代表婚姻忠诚的鸳鸯、代表富足的石榴、代表夫妻和谐及长寿的蝴蝶及“囍”字等。《客家传统社会》这本书还记载了有关广东五华县华城镇湖田村的迎亲服饰，男子的礼品都要以“长命草”、“柏枝”、“槟榔”一类象征物品加以点缀。而女方以“线”、“带”以及两盏“长明灯”回赠给男方。这些线为普通纱线，带多为自纺自织的花带，线带象征新娘过门后传子孙、带子带孙的意思。而两盏“长明灯”象征夫妻白头偕老，也有地方象征双胞胎、添双丁的意思。给新娘穿衣服的顺序是从脚依次穿到头。新娘穿衣服从脚到头，意即越穿越高，步步高升。 　　报恩性 　　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的一个民系，在南迁转徙的过程中往往以一个个同姓氏宗族为单位，他们常是有着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这种历史的原因，使得客家人带有强烈的宗族观念。在《客家传统社会》一书中记载了闽西客家女出嫁的服饰，在女儿出嫁前，父母除了要送给女婿长衫、头帽、鞋袜等，还要送给女婿家庭成员（包括亲房、舅公、已出嫁的姐姐等）布鞋作为见面礼，传统的客家鞋子在结婚礼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鞋子一般为自己亲手制作，鞋底一般系纳密实，鞋面有精美的刺绣，还要在鞋子的后脚跟贴上红纸，以毛笔字写上“家官”或“家娘”字样（即公公和婆婆的礼物），如图3和图4所示。贴上红纸代表喜庆，公婆会以红包回馈给新娘。客家人尊老敬老的美德反映了客家族群社会在迁徙的过程中所形成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客家人婚后第三天，新郎新娘去娘家要送一件衫（俗称脱乳衣）给丈母娘，以报养育之恩。 　　保护性 　　由于客家人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及生活环境极其缺少安全感，使其服饰在身体、精神保护等方面有所体现。如客家女人在结婚的特殊节日里，母亲会送一支银簪给她，作为女儿用来防身自卫的工具，银簪有其特殊的历史来由：古时客家先民在战乱中南迁，妇女们怕在战乱中与家族走散，遭到兵匪的骚扰，多带利器防身，为了携带方便，把小刀短剑当作束发的簪子，后来簪子防身自卫的功能隐退，装饰美观的作用突显出来。随着客家人生活环境得到不断的稳定后，客家新娘携带的银簪在生理上的保护方面减弱，心理上的保护方面得到强调。有的客家地区新娘犯红沙（凶神恶煞）者，鞋上要别（即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