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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测算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 本文在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结构都有影响，如果服务业集聚效应能够正向溢出传导必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集聚效应背离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以广东省为例，除金融业之外的服务业各部门都具有集聚效应，且服务业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每增长1个百分点，引起产出增长004个百分点，说明目前广东省由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处于上升期，今后政府对服务业集聚的引导应注重从“量”到“质”的转变，注重对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正向扩散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服务业；集聚效应；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01-10 　　一、引言 　　在价值链时代，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竞争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胜败将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结果，更取决于产业链或服务网络之间的竞争结果，即单个企业竞争形态转变为产业链或服务网之间的竞争。而且，随着专业分工复杂和细化，一个企业想要通过运营价值链的多有环节以建立技术壁垒和规模壁垒来通吃产业链上下游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就成为新一轮的理论关注点。与此同时，集聚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正在被实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服务业集聚作为一种独特空间增长方式已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寻求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Jay Kandampully，2001）[1]，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的深入展开。而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夏杰长，2010）[2]，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广东省来讲，服务业集聚发展是其克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对服务业的集聚效应进行测算并对其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对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同时，为广东省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二、相关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学家Marshan（1890）被认为是第一个阐述产业集聚理论的经济学家，但自马歇尔以来有关产业集聚的理论大多集中于工业集聚或者是制造业集聚。可Scott（1988）[3]发现，产业集聚区域主要显著地建立在三大主要的产业部门：重获新生的工艺和设计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并率先提出“服务业集聚”的概念。Moullaert和Gallouj （1993）等也指出，制造业集聚的理论模型并不适合服务业。[4]于是专门针对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开始展开，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其视野和半径也显得较为宽阔。如Noyelle （1984）等通过对全球化趋势下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认为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少数几个城市的集聚改变了美国的城市体系结构，使得首位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5]；Bailly （1995）分析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空间不均衡的影响，认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度专业化的信息流在全球城市集中促使了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也提升了国际城市的竞争力[6]；Jay Kandampully（2001）指出，当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在寻求竞争优势时，服务业集聚可能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Hessels（1992）、Schwartz（1992）、Michalak和Fairbairn（1993）、Sabourin（1998）、Aguilera（2003）和Nelson（2003）分析了不同的服务业联系与服务业在城市内部布局的关系，根据他们的研究，生产者服务中前项和后项联系以及弹性生产的存在也与其在城市内的布局相关。如Schwartz（1992）[7]分析美国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空间联系时发现，市郊企业主要定位于当地市场，很少为城市外的企业提供服务。但必须指出的是，城市中心区和郊区服务业的类型存在差异。 　　在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一是有些学者在对国外典型城市服务业集聚化发展成功经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服务业集聚的对策，如通过对英国金融服务业产业集聚（徐全勇，2004）和对纽约、伦敦、东京国际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分析给出我国大城市发展服务业集群的对策（杨亚琴等，2005；唐珏岚，2006）；二是有些学者从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出发提出了城市发展服务业集聚的对策，如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出发，指出合理引导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张树林，2006）；从上海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出发，认为上海服务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