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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洗钱罪立法完善 　　摘 要：洗钱罪俗称”漂白赃钱”，是用隐蔽、掩饰的方法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变为合法财产的一种重要犯罪形式。随着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为其服务的洗钱犯罪也逐渐成为一个暴利、复杂的犯罪领域。所以，完善当前的刑法规定对于打击洗钱犯罪，稳定金融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洗钱罪；缺陷；完善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对金融领域的威胁和冲击愈演愈烈，但是，我国最终能认定为的洗钱罪的案件非常之少。客观上说，由于洗钱罪没有直接被害人，过程又具有极其隐蔽性，查处遇到的难度很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缺陷与不足给也给打击洗钱犯罪带来不利的影响。洗钱犯罪的高发与寥寥的刑事惩治现状极不相符。 　　一、洗钱罪的立法缺陷 　　（一）洗钱罪主观方面仅规定直接故意，没有包括间接故意和过失 　　我国刑法191条表述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以上的表述显示：”明知”的表述说明主观方面上是故意犯罪，不可能是过失犯罪；洗钱罪的行为人必须具备”为掩饰、隐瞒……”的特定目的，即洗钱罪属于目的犯。一般认为，犯罪目的仅存在于直接故意中，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可能存在犯罪目的。1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明知加目的犯”的条件说明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然而从司法实践看，”明知加目的犯”的立法模式使充分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洗钱的直接故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证明的标准难以把握，这是造成目前定罪率不高的一个原因；从刑法理论上讲，洗钱罪主观方面也完全可以是间接故意或过失。现实生活中，一些地下钱庄地下钱按照”客户”要求将资金秘密从境内转移到境外，或从境外转移到境内的账户，行为人对”客户”通过他们非法转移资金是心知肚明的，即使不明确知道他们经手的资金是洗钱罪七种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他们对自己协助他人非法转移资金的非法性的认识是明确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所协助转移的非法资产里面可能包含洗钱罪的上游七种犯罪，但是他们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采取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这样的主观心态就是一种间接故意。 　　另外，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从《反腐败公约》来看对于第一、 二种行为方式，公约要求行为人必须出于隐瞒或者掩饰非法所得的目的，而对于第三种行为方式，2公约只要求行为人”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不要求具备特定的目的，因而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司法实践中对于地下钱庄而言一般都是以非法经营罪处罚，仅仅评价的是地下钱庄未经国家许可，从事非法资金结算的行为，并没有评价其中为洗钱罪上游犯罪转移赃款的协助行为。这样既降低了刑法打击洗钱犯罪的力度，也严重束缚了司法机关查处洗钱犯罪的工作力度和积极性。 　　（二）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反腐败公约》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作了最大范围与最小范围的界定。公约界定的最小范围是各缔约国必须执行的最低标准，各缔约国必须无条件地在其国内法中加以规定。尽管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但是，对比我国刑法规定与《反腐败公约》的标准，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并不涵盖公约规定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滥用职权罪等腐败犯罪。因此，我国刑法对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仍显得较为狭窄。当前随着洗钱犯罪行为的多样化，国际立法将洗钱的直接与间接行为都被纳入广义的洗钱罪的范畴，洗钱罪不在是单一的罪名，美国刑法就是最好的体现。我国也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顺应国际立法的潮流。 　　（三）洗钱罪的主体范围过窄 　　上游犯罪的主体是否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即本犯是否构成洗钱，历来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依据”事后不可罚”的原则上游犯罪主体对洗钱犯罪具有消极的身份，上游犯罪的行为人不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只有上游犯罪的正犯与共犯以外的人才可成为洗钱罪的主体。3但是在实践中，上游犯罪的行为人为了隐蔽性自己实施洗钱，或者唆使他人实施洗钱行为。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上游犯罪的认定，而查办下游犯罪洗钱罪偏离侦查的主线，费时费力。对于洗钱行为关注较少，与刑法规定没有规定本犯有很大关系。传统的”事后不可罚原则”禁锢了洗钱罪的打击力度。 　　（四）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条竞合 　　有学者认为不需要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进行扩充，是因为刑法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一个兜底条款，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过窄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刑法312条来弥补。但是问题是二者量刑幅度的不一致。 　　刑法191条洗钱罪规定了处罚幅度，除了规定没收犯罪所得和收益外，最高可到10年有期徒刑，而刑法312条最高刑只有7年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