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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制度内“复仇” 　　摘 要 死刑制度，既是一个刑法问题，也是一个广为公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道德角度等去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死刑设立和复仇观念的联系出发，在道德层面对死刑立法进行思考，并从立法、司法、宪法三个方面对死刑立法提出建议，从而帮助社会法治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死刑立法 复仇观 道德思考 限制死刑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1死刑的历史追溯和现状 　　死刑，又称生命刑，在中国古代也称为极刑，它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手段的刑罚方法。中国的刑罚是在战争中产生的，是对“刑起于兵”说法的顺承。由于古时兵刑不分，战场也就是刑场，即“兵之与刑，二而为一也。”所以战场上杀人亦被视为刑场上杀人 　　死刑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已经产生和存在了，《韩非子.饰邪篇》中有记载：“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在中国古代由于君主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利，死刑受人的意志所控制，使用非常泛滥，手法极其残酷，表现为死刑以及株连式的刑罚制度。现代国家建立以后，死刑的刑罚制度逐渐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死刑刑罚制度的规定都是通过单行条例发布，例如，1950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其中明确规定了死刑的量刑制度，对死刑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控制死刑罪名，规定可处死刑的罪名有 27个，其中属于反革命罪的有 14 种，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的有 13 种。1997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订后的刑法对68种罪名挂有死刑。之后又多次对刑法中的死刑裁决做出修改，2011年刑法典废除了13个死刑罪名。死刑立法不仅涉及刑法理论，还涉及了社会学界以及伦理学界等不同学界所共同研究的话题，在立法的同时，还应进行多方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我国将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对于完善人权制度有重要意义。表现了中国在现有国情之下，正在与时俱进，逐步革新。 　　2中国传统复仇观在死刑中的体现 　　恩格斯说过：“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和弊害。”在原始社会，死刑起源于血亲复仇，原始氏族制度用血缘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伤害个人的行为便算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受害人所在的氏族就会对加害人及其所在的氏族实行血亲复仇，即采取集体性的杀戮以维护本族的安全与尊严。血亲复仇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复仇，是复仇中最主要、最激烈的表现方式。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氏族制度逐渐瓦解，血亲复仇演变为私人复仇。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家礼强调替父母和亲人报仇，《礼记?曲礼》中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祭义》中写道：“父之仇辟诸海外则得与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谓孝子之心不许共仇人戴天、必杀之乃止。” 即做儿女的绝对不能允许杀父母的仇人活在世界上，能否报杀父母之仇是孝与不孝的一个重要标准。《论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人们强调因果报应，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对于复仇的义务和责任论，一直到现在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当国家出现后，私人复仇受到限制，代其而起的是国家的刑罚权，这使得礼与法共同存在。由历史追溯来看，死刑的判定为复仇的另一种体现，即制度内的复仇，原本私人之间赤裸裸的报复，必须上升至国家范畴备案，然后才能由国家机器运用法律手段实施。 　　3我国死刑立法的道德思考 　　复仇观在死刑中体现在罪刑均衡上，强调以刑抵罪，罚当其罪，是死刑在道德或哲学上存在的理由，是人类公正观的体现，死刑是实现报应正义的必要手段，符合报应的合理功能，是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对杀人者处以死刑，还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在复仇的形态上可以等同于同态复仇。而死刑制度的设立却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生命权，这违背了人道主义思想，人权主义思想，剥夺了人弃恶从善的可能。 　　3.1从人道主义角度分析 　　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强调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对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是伦理道德原则的核心。正是因为人道主义的不断完善，才使得原始的复仇形式发展到今天以关注自身为目的的刑罚理念，即刑罚人道主义。 　　而死刑的设立，通过自身巨大的威慑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通过剥夺罪犯生命，使得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预防严重犯罪的目的。在这个理念下，使得死刑把人当作是刑罚的工作，没有把罪犯当成人来看待，为了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而去强迫人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