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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要：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思考和评价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人口问题。 论文基于经济收敛理论构建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选取1950-2009年2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模型间与变量间的比较来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的关系是不显著的。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中的18.7%；论文同时考察了OECD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965-1985年这一期间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受二战后婴儿潮的影响，1950-1965期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这为中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制定适当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人口结构； 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 OECD； 少儿抚养比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16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后，Kaa[1]指出欧美国家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转变为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变动成为影响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模式的主要因素。Jones等[2]指出中国在特定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相比其他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且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剧烈的变动，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共震”，李建新[3]指出中国应该首先将人口变迁和人口问题置于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因此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意义非同寻常。 　　西方人口转变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是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由生育决策主体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中国的人口转变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遵循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OECD自1961年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OECD国家的人口转型几近完成，有助于我们系统认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呈现出来的规律性；同时OECD国家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中国也即将面临，因此研究OECD国家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为中国未来人口政策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 　　已有研究考察了OECD国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dh等[4]将年龄结构因素引入SolowSwan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1950-1990年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50-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显著促进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Andersson[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tini等[6]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会减缓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ChongBum等[7]利用25个OECD国家41年（1960-2000年）的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抚养比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首先已有的研究或者将人口变量直接引入Solow-Swan模型，或者直接分析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解释非常薄弱，这也使得研究的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尽管我们最为关注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但是它也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而已，因此必须将其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且能够说明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在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及各地区技术进步一致的条件下，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将会逐渐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趋同。假定技术进步外生，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若各国偏好和技术不存在大的差异从而经济增长均衡状态相同，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具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且二者最终到达同一均衡状态。俞培果等[8]指出迄今，研究者们已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数据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