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中国报人.docVIP

汪康年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中国报人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闻必录”作为中国新闻界流传最广的一句新闻用语，前后风行约半个多世纪，不仅成为新闻界的口头禅，而且为社会上很多人所熟知，曾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我国新闻事业的多个方面。1986年，著名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在《新闻研究资料》（总三十四辑）发表《“有闻必录”考》一文，对“有闻必录”这个重要新闻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具体含义、社会影响、被批判史、历史评价、是否从外国传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索和论证。此后，该文的有关结论即成定谳，广为学界征引。不过，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宁先生在梳理“有闻必录”的“被批判史”时，论定“中国人之讨伐‘有闻必录’是从1918年开始的”[1]。其论据是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徐宝璜、邵飘萍都曾对“有闻必录”进行过猛烈的攻击。其实，这个论点并不准确。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笔者认为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的中国人应该是晚清末年的著名维新派报业活动家汪康年。具体言之，早在1911年5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汪康年就已经对“有闻必录”口号提出质疑和否定了。 　　1911年5月19日，汪康年在《刍言报》上发表了《针报》（九）一文，对当时一些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捕风捉影、轻慢随意等行为提出批评： 　　日报不应闻言辄载，而关于外交者为尤甚。“如去年载铜官矿事，谓凯约翰仍把持不去；又谓德人青岛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