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段玉校勘学之特色.docVIP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摘要]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段玉裁；校勘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3-0070-05 　　段玉裁（1735-1815）是杰出的语言学家、经学家、校勘学家。他一生校订《毛诗诂训传定本小笺》等古籍数十部，校与注相结合的《说文解字注》至今仍是学者常备之书。段氏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1766-1835）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他的校勘学思想以及大量的校勘成果，距今虽已二百余年，而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并未因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化为陈迹。当代研究段玉裁校勘学的文章并不多，意见也不一，存在着钩沉发覆的空间。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个人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从学科发展、学术范式、校勘目的和处理方式等角度，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 　　一、学术范式与“求是”目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中，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乾嘉学派”，认为包括段玉裁在内的“乾嘉学人”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借用当代学者刘墨的话来说，就是“开始向纯学术方面递进，这种学术因不受当时解经学中浓厚的道德观点的影响，因此更多地充满了一种知识主义的特征”。一般认为，“实事求是”是“乾嘉学人”的共同旗帜。而段玉裁可谓是遵循清代学术范式、在校勘实践中将“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一位。 　　在段玉裁这里，语言学为经学研究服务，而又相对独立；经学研究以“求是”为学术目标，以“求道”为最终旨归。段氏“校经”，是遵循学术传统，为注释经典，为“明经”扫除障碍。他在《答顾千里书》中明确提出：“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左证。”“凡校书者，欲定其一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夸能考核也。”“求其是”“明义理”，可以说是段氏学术精神之宣言，也规定了段氏的校勘目的必然是“定是非”。 　　清初学风厌弃宋明理学，崇尚朴学。清代的朴学涵义很广，遵循汉代经师治学精神，并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对经传及各种古籍作校订、注释、考据。段氏对校勘功能的认识，远绍汉唐，近承戴震。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以校释的形式全面校勘了群经，他“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兼录异文，考订疑误”，“博采通人而不轻信”，“有疑则阙，而不主观臆说”。段玉裁深为敬服，于《经义杂记序》赞其校勘之功日：“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氏者……而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字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以己说为之补正。”郑玄敢于“兼综”“独断”，通过推理考据刊订讹误的做法，为段氏所继承。许慎撰《五经异义》，条举异同，断其是非。这对校注《说文》并沉潜其中的段玉裁影响极大。 　　最为直接的影响则来自老师戴震。戴震《古经解钩沉序》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主张由小学而经学，以探求经书义理。段玉裁承袭了戴震的通“小学”以通“经学”的学术路向，以《说文》为解经钤键，认为“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段玉裁违背古籍校注的基本体例，在《说文解字注》“理”“欲”“情”等字下大量引据戴震反理学的思想，董莲池评论说：“注《说文》不是写思想史，而杂进上面的那些言论，显然不是汉学家法。段玉裁注《说文》时已是人们公认的朴学大师，而竟‘越轨’，使得本来是一部以阐释字的形义为主旨的著作也闪耀出某些思想家的光辉。”我们也由此可见，段氏重视经学、重视思想方面的内容以及对老师的尊重。段玉裁遵循戴震已然确立的学术范式，追求“通经之大义”的结果，必然是校勘目的上的“定是非”，直至关乎“明道”的“立说之是非”。 　　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论“定是非”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日底本之是非，日立说之是非。必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