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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教育者反思新课改　　令行禁止的师生“合作探究”　　在一节音乐课上，老师说：“4人一组，大家一起来创作歌词！”于是，学生在教师的命令下迅速分组，然后七嘴八舌地讨论。老师说：“停！”学生迅速坐好，教室顿时鸦雀无声。　　不到30岁的万伟老师告诉记者，她观摩到的新课改公开课，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看到学生们的“自主合作探究”。“好像少了这种令行禁止的‘合作’，就不能算是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　　作为江苏省教研室的一名教研员，万伟越来越觉得那些课改专用词和公开课就像是“南京夫子庙的庙歌”（夫子庙地区商家喜欢反复播放同一首流行歌曲），初听时优美动听，听多了只有厌烦麻木。　　另一次，年轻的万伟老师被校方安排到主席台就座。年迈的校长在台下带头鼓掌，请专家们对作为新课改成果的几节公开课“多提宝贵意见”；台下的老师们则面无表情地掏出纸和笔做起笔记。　　当时，万伟觉得有些诧异，这样的评课方式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吗？在课堂上，要求教师与学生能够“民主、平等、对话、合作”，一旦出了课堂，这些理念就被抛至脑后。　　不过，评课时万伟并没有说出这些困惑，她把心里话写在了日记本上：　　“也许我们并不缺少先进的教育思想，我们缺少的是先进的教育文化和培育先进教育文化的土壤。由于惯例、惰性、教条主义及潜意识等因素的制约，课改从刚开始的轰轰烈烈逐渐归于平淡而琐碎的日常教育实践。”由于有很多听新课改公开课的机会，渐渐地，万伟开始对整个新课改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以更隐蔽的方式潜藏在教学中　　XX年起，万伟兼任江苏省常州市的课改联络员。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42个国家级试验区试行。经过国家级实验区、省级试验区试点后，至XX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改在江苏已经全面推行。　　万伟认为新课改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强推”。刚宣传课改那阵儿，从基层的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到学校的校长老师都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认为这是改变教育现状的契机。所以一说起各种教育理念来都如数家珍，特别是那些课改专用词语。　　比如老师们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平等中的首席”，这一称谓原指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课改后常常被用来给教师定位，强调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学生学习中的组织者、合作者。　　校长们普遍对“动态生成式教学”抱有热情，他们要求老师在课堂中不能机械地按原先确定的思路教学，应根据情况灵活调整，生成新的超出原计划的教学流程，使课堂处在动态和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要求。　　“与课改前相比，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只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潜藏在课堂教学中。”　　在一节课文题为《学与问》的语文课上，万伟听到的只有老师的不停追问，“你喜欢这篇文章中的哪一段？”“为什么喜欢这一段？”“你能否尝试给课文分段”……在学习这篇倡导质疑精神的文章时，学生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的机会。　　“语文老师们似乎总是被一种无形的教学模式束缚着，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或许成绩不错，但很难培养出真正热爱语文的人。”课改4年之后，万伟发现在类似的公开课，依然是“只看到首席，看不到平等”。　　是在改改改但还是要把考考考放在首位　　教育改革的焦点往往落在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上。“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平等、自主”、“多元化评价”、“尊重学生个性差异”都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思想，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万伟发现，应试教育从来没有因为课改而有丝毫的削弱，甚至愈演愈烈。当各种教育理论编织着童话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却一如既往，披星戴月地应付高考。　　一位来自连云港师专的老师特地找到万伟，“既然高考制度不改，你们为什么还要宣传课程改革。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反而加重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应付高考，还不得不应付课改。”听到这些话，万伟一时语塞，事实上，正如XX年发生在南京的“高考之痛”那样，很多人认为是新课程改革拖了高考的后腿。　　在高考成绩多年位居江苏省第一的南通，一些校长对此毫不讳言，“新课改，改、改、改。南京的课改搞得好吧？现在家长们坐在学校门口要分呢”。至今，南通一些县中还在给学生油印课改前的老教材，因为一些老师认为新课改中所谓的启发式教学是在“兜圈子”。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一些教师也开始迷茫和踌躇起来，开始四处打探起课程改革的“命运”，不时地试探上层行政领导者们的态度，生怕自己因为消息的闭塞而误入了课改的“歧途”。　　于是，当校长和教师们口口声声地说：“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以人为本，为了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时候，学校的橱窗里张贴的却是学校近几年的高考升学率；当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教师们在深恶痛绝地批判应试教育以及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时，却在为自己孩子的择校而奔波，接送孩子参加各种高考补习班。　　从思想到文化有多远 课改的路就得走多远　　即便是作为